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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广东海丰的小镇上走来，从五四运动中的喧腾中走来。他在思考着中国学术中离去，在眷念的三尺讲台中离去。我们的钟老，是“人民的学者”“百岁教师”、一代文宗。他一九〇三年三月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公平镇，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在北京离世。今年三月，海丰隆重举行了纪念钟敬文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首届民俗文化节等活动。六月底，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民协共同召开了纪念钟敬文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同时四十二卷本的《钟敬文全集》公开出版发行。钟老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格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所以他一生历经磨难而不坠青云之志，成为中国学者的楷模。五四运动中，他虽然远在岭南，却一面进行诗歌、散文创作，一面进行当地歌谣和故事的记录整理。他曾经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广州、杭州、桂林等地任教。七七事变后，他凭着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一九四九年，他从香港来到北京，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二年郭沫若牵头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他和老舍成为郭老的得力副手。
钟老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甚多，其中有他的人生格言：“正直、勤奋、淡泊。”他的确很正直，正直地教书育人，正派地为人处世。一九五六年全党整风时，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校内外的官僚主义，诚挚地为改善党风进言。谁料风头一转变成了反右派运动，钟老便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他又被挂上“资产阶级权威”的大牌子挨批斗。那时他必须天天写思想汇报和检讨。在一次检讨中，他竟然说“文化革命”就是“毁灭文化”，引火烧身了，使自己在炼狱中饱经煎熬。钟老淡泊、本分，没有那么多功名利禄之心。在香港避难时，有人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便说:“我只是半个政治家，是客串的政治家，我在抗战中参加了政治，蒋介石又糊里糊涂地把我当政治家赶到了这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钟老以其人格和成就，以其长期形成的人脉，完全可以去谋个一官半职。但是他安于北师大任教，多次对上级和朋友们的好意相邀婉言谢绝。在北师大，他一教就是五十二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据钟老的儿子钟华说：在医院里，我问爸爸喝水吗?需要方便吗?他都合着眼不做声。但当他的中外学生来探望，轻轻地叫一声钟先生，父亲便会马上睁开眼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钟老一生教书长达八十年之久，真乃举世少见。他甘守清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年，他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见他生活不富裕，便拿来一千元，钟老推辞不过就交给中国民俗学会当经费了。之后，启功便说他是“伟大的书呆子”，而他却以此为乐。王蒙也赞扬说：“钟老是一个纯真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钟老十分勤奋，尤其是恢复正常工作以后，他恨不得把一分钟当做两分钟过。北师大小红楼里深夜不熄的灯光，正是他生命的火焰，是他奋发有为的写照。
钟老爱诗如命，一生写下了八百多首诗和大量散文。他把诗当成自己的“密友”，还曾经认为自己的最大成就不在民俗学，而在于诗上，要求将来在他的墓碑上刻写“诗人钟敬文”。钟老还曾经写诗自勉道：“吾齐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拟百岁自省》：“经历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末了，发挥知有后来贤。”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回眸，也充溢着对未来中国学术长足发展的希冀。钟老是慈善、平易的，是善于对后人进行鼓励、奖掖的。记得一九九二年秋天，日本昔话学会秘书长加藤千代女士要到河北石家庄东部藁城市的“民间故事村”耿村去考察，张紫晨教授便打电话让我去北京接人。我乘火车去了，傍晚来到北师大的张紫晨先生家，没想到钟老端坐在餐桌前。我便叫了一声钟老，挨着张先生坐下。钟老笑眯眯地端起酒杯说欢迎你来，我又急忙站起来向钟老敬酒。他说，你寄来的中国故事分类我看了，很好。我当年只找了四五十个类型，你一下子找了二百多个，比我多得多。接着嘱咐我要继续找下去，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故事类型体系。一九九七年夏天又拜访钟老时，他介绍了德国艾伯哈特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说艾氏的分法比按AT法分类更切合我国故事的实际。受到钟老鼓励，十年后我完成了十四万字的《中国故事基本类型分析》。我非为科班，也不是“后来贤”，却是钟老生前所庇之人，很是幸运的。
钟老觉得自己在学术、艺术上和社会义务上“都未了”。他还在一次生日时写道：“烛灰未尽平生意，霜鬓徒劳四海知。”但事实上，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事业却是一座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在杭州和几位学者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进入新时期，一九八三年中国民俗学会重新成立，钟老当选第一任理事长。他也是郭沫若之后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第二任会长。他是代表中国民俗学最高水准的国际著名学者，是桃李满天下的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学泰斗。二〇〇二年一月，钟老去世的消息震动了国际学界，日本饭仓照平、铃木健之、加藤千代等著名学者发来的挽联是：“学者仰之，万古泰山北斗;斯道穷矣，四海叹凤伤麟。”可见国际学界对钟老评价之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时，思维活跃的钟老就大胆地呼吁：“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我们要在前进的世界学术的广场上竖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一九九八年，他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刍议》的报告，后来修改之后于第二年公开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曾经评价说的，钟敬文的学问是“通往世界民俗学的桥梁”。
钟老，你就是“通往世界民俗学的桥梁”，是“世界学术的广场上”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一位大诗人曾经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钟老，你永远活着，徜徉在天地间，呵护着中国学术新人的成长……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3-09-03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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