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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关于汪玢玲治民俗学的方法，“重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是其民俗学研究的核心特点，其他特点都是从这个基点生发的。汪玢玲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往往显现出鲜亮的古代文学底色，两个学科在其研究中相得益彰。
关于汪玢玲治民俗学的方法，学界多有称说，“重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是其民俗学研究的核心特点，其他特点都是从这个基点生发的。汪玢玲毕业后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首先承担的是古典文学，其次才是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的教学工作。而追溯其学缘关系，一是她在抗战时期迁移四川的东北大学时，师从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和著名哲学史家赵纪彬等先生;二是在1953年，师从民俗学巨擘钟敬文先生。所谓名师出高徒，故而能够在两个学术方向打下深厚功底。汪玢玲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往往显现出鲜亮的古代文学底色，两个学科在其研究中相得益彰。
虎文化、七夕民俗研究的秦汉文学底色
2010年9月25日，各地专家聚集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了“东北虎文化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汪玢玲开创的“中国虎文化学”领域新作《东北虎文化》。此前，她已出版《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虎文化》等著作，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在这次研讨会中，学者肯定了汪玢玲的学术观点，即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不仅有延续八千年的“龙文化”，还有更为悠久、长达万年的“虎文化”。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文化人类学性质的“哥德巴赫猜想”基础之上的，大体可表述为：虎图腾取材于原生动物，是早在原始社会狩猎时期就出现的;而“龙”则由几种动物的形象综合而成，是在农业社会中兴起的。虎是具象，龙是抽象，人类最初关心的是具象，然后才有抽象能力，就像人类先关心日月星辰，然后才产生“天”的观念一样。汪玢玲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这一猜想立论并得到学界激赏。
在《东北虎文化》一书中的第五章，汪玢玲给出的标题是“《周易》虎象三卦——虎文化思想的精髓”，认为虎文化思想的精髓形成于《易经》。《易经》作为文学典籍的地位决定了汪玢玲的论述取向，其中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形象思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皇皇气象，让读者感到虎文化的精髓所在。在进行中国虎文化的“探源”时，她列举了大量虎文化生发学意义档次的先秦文学典籍，举其荦荦大者，如《易经·颐》、《尚书·牧誓》、《诗经·鲁颂·泮水》、《周礼·地官·司徒》、《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虎是被早期人类神化了的动物。神话精神除忧患意识、厚生意识、命运抗争等华夏民族精神之外，最重要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思维特征，如形象、情感、感知推移、象征隐喻，虎文化是这一理论范畴内的典型个案。虎文化中的虎形象虽早已在民俗信仰层面“深入人心”，酝酿成民间风习，但其贵胄属性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文化现象的流转，遵循的是贵胄与草根扭结的规律。
作为华夏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七夕”故事主人公，同样是汪玢玲关注的重点，并认为“七夕”故事和文学作品对受众情感干预的作用是密切关联的。她指出：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最贴近人们的生活，并考释出七夕节形成于前，牛郎织女结合演变在后的故事嬗变轨迹，首次揭橥出和“七夕”相关的民俗，如“七夕乞子”、“乞巧”、“乞一切幸福”等，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文化现象，从而厘清了节俗与传说的一般关系。其依据的重要资料，也是纯文学的《汉武帝内传》、《续齐谐记》等典籍。从帝王神仙的佳期到民间的节日，同样是遵循贵胄与草根扭结的规律，而这种扭结的传承媒介也是文学文献。
“三言”、《聊斋志异》民俗研究的明清文学底色
将古代文学名著“三言”和《聊斋志异》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展开平台，是汪玢玲在研究中的另一突破。前者是用文学典籍印证民俗现象，后者是寻绎民俗现象在文学典籍中的展演方式，甚至开始评估民俗在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功用，这已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常用手段之一，而非纯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了。
汪玢玲早在1985年9月，就出版了专著《蒲松龄与民间文学》，继而在1989年初，发表了《“三言”的市民文学特色》。作为研究对象，一个乡土民间、一个市井草根，本身就展演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血脉关系，搭建了文学名著中民俗因子挖掘的平台。这种研究方式开始于世纪之交，并一度在学界的赞扬声中出现了“井喷式”现象。诸如1994年的《七十年来的蒲松龄研究》、《蒲松龄与〈聊斋杂记〉》;1995年的《狐崇拜渊源与〈聊斋〉狐典型的高度艺术成就》;1997年的《聊斋俚曲中民间谚语、歌谣、故事辑录》等。200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和《俚韵惊尘：“三言”与民俗文化》，在民俗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时引发了重大反响。学者们艳羡于汪玢玲的学养，称其“长于古典文学又专攻民间文学”，故而能“在古典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往来穿梭，织成学术彩锦”。
其实仔细考量不难发现，民俗学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内涵又很现代的学术领域，这就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研究应当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穿越”;同时又因为它和文学一样都是最嫡亲的“人学”，所以民俗学研究应当和相应时代的文学现象熔融混搭研究，才能完成民俗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在还原解码方面的双赢。汪玢玲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色非常鲜明，这固然是其学养和知识结构决定的，也因其在这两个领域均曾师从名家，所以在研究内容的融合方面应付裕如，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弥合程度，这应当是其晚年引发学界关注的主要原因。
汉、满风习研究的文学史学史底色
应当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东北神话与古代女权》发表开始，汪玢玲就已关注华夏宏观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比照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具体展现为用文学史学史的观照方式研究汉族和满族的风俗习惯，揭示以主流文化和草根文化互动为特质的中原与边鄙的文化流转。
文学史学史是一门产生不晚却定型很晚的新兴老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就出现了定向而宽泛扩衍的呼声。如杨公骥的《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仅其中“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一个方面，就包括必须涉猎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美学、风俗学、心理学、古汉语、语义学、训诂考据学、外国文学、其他民族(即少数民族)文学等。汪玢玲是杨公骥的同龄人，他们在当时形成这方面的共识是不难理解的。汪玢玲立足于民俗学研究又不囿于民俗事象的琐细搜罗，而是视野开阔涉猎宏泛，其成果处处显示出大手笔的巨匠风度。
有的学者评论汪玢玲的研究是“地方性研究与全国性研究相结合”，这种评说虽然略显质朴，但却道出了学界对汪玢玲研究成果的整体感觉。汪玢玲作为女学者关注妇女问题，是其民俗学研究开辟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她撰写出“近百年来研究中国婚姻史最出色的著作”《中国婚姻史》等。
《中国婚姻史》的理论平台是“以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氏族、家庭、婚姻形态等理论为依据”;文化背景是多元的：“以婚姻发展为线索，揭示与婚姻发展息息相关的政治、制度、民族、历史、人类、民俗、伦理、道德诸多文化大背景;以史为纲，穿插各种学说综合研究;涉及历史上著名妇女事迹，全面反映妇女生活”，而内容则是纵横交错编织的。所谓纵向挖掘，在书中表述为从母系氏族社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的婚姻关系嬗变。横向论说则展演为华夏即上古三代秦汉魏晋隋唐宋以来汉族婚姻(从婚俗看民族融合)，辽金元时代少数民族(满、契丹、蒙古)婚姻，明末反礼教思潮的兴起对婚姻观念的影响，清代婚姻的汉、满习俗混融，直至没有机会入主中原掌控全国政权的边地族群的婚姻状况考论，比如朝鲜、回、纳西、普米、藏、彝、苗、瑶、布依、壮、傣等少数民族婚俗等。
汪玢玲在自己固守的民俗学研究中，运用宏观切入、微观考察的方法，以汉、满风习研究为平台，兼顾其他少数民族风习的探微寻幽，精妙展演了中原文化与边鄙文化的流转画卷，而这个画卷的靓丽底色，则是深厚学养支撑的民俗学与古代文学史学史熔融琢磨凸显的。
她是白山黑水的女儿，2008年，汪玢玲获得了“长白山文艺奖终身成就奖”。我们用“老骥伏枥”的被动雄壮称许她或许有失贴切，但可以用“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主动奋发精神来仰视她。
文章来源：求是理论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09月10日 18:37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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