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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实践。结构是具有制约性的，任何处于结构中的人都必然会受到结构的先天性制约——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这是结构的天然特性。乡风民俗对生存于之中的乡民自然会起到重要的结构性制约作用。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总是通过“前人”的反复实践形塑成结构之物，而“后人”作为后来者，在对乡风民俗的反复观摩与参与实践中，必然会将这种结构内化为自己的“生存心态”。一旦这种“生存心态”构建之后，乡民对于乡风民俗的意义、价值、行为都会全盘接受，将乡风民俗视为理所当然的传承，并以此支持和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将“生存心态”外化为乡风民俗的主体实践。这种实践是乡民在传统结构的惯性推动下的一种不加分析与思考的行动，是乡风民俗内化为“生存心态”之后，对乡风民俗的被动沿袭。对于自己所践行的乡风民俗的源流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是否有不当之处、能否做出改变或调整等问题，乡民往往服从于传统的权威，被动地遵从传统的解释和要求，而不去理性地思考和诘问，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这种乡风民俗的意义，而只是对传统的无意识遵从。在此意义上的实践，并没有凸显乡民的主动性与反思性，是实践的低层次形态——我们称之为习惯性实践或者无意识实践。习惯性实践的主体呈现一种被动性，它只具有中介的传承作用而不具有推动乡风民俗变迁和改革的动力作用。而真正对乡风民俗的变迁和改革具有动力作用的是实践的另外两种形态——适应性实践和反思性实践。
适应性实践。当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结构变迁，外来文化刺激影响、国家政府或社会力量进行干预，以及乡风民俗的内部要素发生断裂、变异和突现时，乡民的风俗实践往往随之进行调整。比如在20世纪60、70年代，宗族被列为打压的对象，宗族观念受到批判，宗族的物质被收缴充公，宗族组织被瓦解，大型的宗族活动被取消。然而扎根于乡民内心的宗族观念和习性促使乡民仍然有实践宗族活动的需求，所以，乡民一改原来的隆重公开的集体活动形式，取而代之的是隐蔽性的个体性活动，做出适应性的调整。随着城市农村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受城市文明的影响，农民也开始追求城市人的生活与享受。这些调适性行为是乡民在其风俗习惯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采取的一种适应性策略，通过这种适应性实践，乡风民俗才得以在传承的同时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
反思性实践。乡俗的产生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一种乡民基于一定的时空构建而成，包含了许多具体的经验性知识，成为乡民生活生产的重要指导和可以依赖的重要资源。但是，随着时空的推移转换，这些经验性知识不再具有原来的效力，风俗也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陈旧无用的传统。这种不合事宜性和非实用性往往能被乡民通过实践得以检验。由此促成了乡民对该风俗的反思，从而推动乡俗的变革。例如，中国农村曾经存在大量的迷信风俗，求雨、庙会、众神崇拜等等。这些习俗曾经被乡民认为是一种具有神圣权威和极具有实用性的地方性资源，成为人们生活生产中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科学的普及，村民反思能力得到提升，乡民在实践这些风俗的时候逐渐发现其实用的虚假性，检验出其不合理性，从而逐渐遗弃这些风俗习惯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在此意义上的实践是乡民主动的反思性实践，对乡风民俗的改革和变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且由于这种变革的动力来源于乡风民俗的承载主体——乡民主动的实践性反思，其变迁和改革更加迅速和彻底，所以反思性实践是对乡风民俗的变迁推动力最大的一种实践形态。
结语
乡风民俗作为农村社会与文化中固有的部分，型塑着村民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和结构形态，包裹与渗透乡民的整体生活和整个生命过程。乡风民俗既是一种不断沉积与传承的传统之物，具有稳定的结构属性和构成，也是一种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迁的现代创造，具有流动的变异特征，从而为乡风民俗的现代改造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推动乡风民俗变迁的动力既有来自内部要素断裂、变异和突现而产生的内驱力，也有来自结构牵引、外界文化融入、政治和社会力量干预的外引力。而最具决定性的是乡民的主体实践，尤其是体现乡民主体性、主动性的反思性实践成为乡风民俗变迁的重要承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内驱力、外引力、承动力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的，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联动机制。比如外界文化融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干预等外引力往往是内部结构要素断裂、变异和突现的原因，内部结构要素的变化又必须通过乡民的实践才能实现，通过乡民适应性实践或者反思性实践才能最终推动乡风民俗的变迁。而结构内部的某些要素可能形成对外界影响的互动、抵制和对抗，而抵消或者减弱外界因素的冲击，或者导致乡民适应性实践和反思性实践。
必须指出的是，对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这种分类与其说是一种基于现实经验的客观描述，毋宁说是一种理想类型建构的抽象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并不因为其理想类型的非现实性而有损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种分析之上，我们才能懂得乡风民俗变迁的动力机制，把握其变迁规律，从而为乡风民俗的改造找到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近代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对乡风民俗的改造，然而无论是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改造，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农村文化的改造，以及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性推行的殡葬风俗改革，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对乡风民俗的结构特性及其结构的自我维持力量有充分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乡风民俗变迁动力机制的复杂性，不能把握乡风民俗变迁的规律性，从而呈现主观努力的改造成效低下，甚至出现“逆袭”与反弹;而不经意的潜移默化反而能够起到实质效果，乡风民俗在时代演进中自然变迁的矛盾现象。通过对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我们至少能够把握：对于乡风民俗的改造，不仅要从内驱力入手，对农村风俗的组织形态、物质基础、风俗观念、乡规民约制度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与改造，也要从外引力入手，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文化交融以及支持政府与社会力量对乡风民俗的改造，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乡民的主体性，激发乡民对乡风民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促发乡民对乡风民俗的反思性实践，从而引发乡民对乡风民俗的主动改造。如此，我们才能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富裕的同时，构造出现代的文明的乡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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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201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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