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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构牵引。乡风民俗镶嵌于农村社会，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件。作为农村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结构性变迁也是乡风民俗变迁的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社会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乡风民俗也随之变化。如封建王朝不同朝代有不同特征的习俗，近代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俗变革也体现了这一特性。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乡风民俗也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迁。及至到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多向转型，其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各方面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风俗习惯自然也随之变革。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与此同步的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了生计从农村流入城市时，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空巢村的出现，乡风民俗由于缺乏应有的组织基础而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农民的流动也将许多西方和城市的现代元素带入农村，从而推动了农村乡风民俗的现代化转型。而旅游经济的发展在那些具有民俗旅游优势的地区掀起了一股民俗旅游开发热，当地的乡风民俗空前发展，也从原来的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进入了商业化运作的人为形态，推动了当地风俗的特色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
外界文化的融入。外界文化指的是来源于非本地域、非本群体、非本民族的文化，其范围和外延具有伸缩性。相对中国来说，外来文化指的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对农村来说，指的是城市文化;相对某一具体的地区、某一具体民族来说，指的是该地区、民族之外的文化。19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西方文明中的各种元素强烈的冲击着中国社会，其触角也伸入到农村地区。乡风民俗自近代清朝伊始就已经开始吸收西方的文化元素，而到了现代，其吸收和融合的范围、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比如在中国许多沿海地区，建筑风格就有明显的西方痕迹;西服作为一种舶来品已成为我国普遍性服饰;啤酒、可乐已经是农民酒宴上必不可少的饮料;超市作为一种西方的商业模式在农村也开始兴起;而在节日风俗中，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正逐渐被农村青年接受，在沿海的农村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些习俗的变迁都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社会的结果。而近代中国城市文明的兴起与扩张，也对农村乡风民俗的变迁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居住习俗已经深受城市的影响，从建筑的材质到建筑的风格、从居室的布局到外形的装饰都向现代城市看齐;农村的服饰也能紧跟城市的步伐，追求时尚与个性，城市的流行服装在农村地区也能在同期发现;就连丧葬习俗中我们也能看到原本城市才有的乐队、音像，甚至冥纸也出现了“100元大钞”、“1000元大钞”。
相对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来说，外界文化不仅指西方世界的文化、城市文化，还指其它地域、其它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与某地区、某一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互动，造成该地区、民族的乡俗变迁。中国历史上由于饥饿、战争、垦荒等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移民、不同地区民众和民族的互动、对抗与交融，往往成为某一地区、某一民族乡风民俗的变迁原因。
政治与社会力量干预。乡风民俗作为结构性存在，往往指导、规束乡民的思维和行动。国家当权者为长治久安计，为淳化乡风，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控制，往往会对乡风民俗进行干预。国家和政府往往利用行政、法律、文化等各种手段，“通过权利的文化网络，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的象征性资源等与乡风民俗密切相关的渠道深入下层社会，实现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深入”13。这种干预在近代尤其明显。在清朝末年，清朝末年通过颁布谕旨、制定法令、发布告示等行政法律手段对民间吸食鸦片、缠足等恶习进行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民国初年，为革除封建社会留下的种种弊端，营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风气，将改良风俗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革命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剪发辩、禁烟、改革婚姻、破除封建迷信，对当时的恶习进行强制性的干预，推广科学民主自由的乡风民俗，政府成为当时的乡风民俗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主导力量。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组织、宣传等各种手段对乡风民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婚姻革命，对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等丑恶习俗的斗争，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新风等等。除了政府之外，许多爱国人士、社会精英以及一些民间组织也致力于对乡村的建设和改造，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移风易俗，提升农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塑造良好的农村精神风貌，如近代梁漱溟的新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就是很好的典范。而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乡村建设与改造事业之中，大批的知识分子、地方精英人士和NGO组织为推动农村的发展，以精神扶贫、文化扶贫作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对乡风民俗的改造进行了各种尝试性的干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风民俗变迁的推动力。14
五、承动力：乡民的主体实践
无论是结构要素的断裂、突现与变异导致形成的内驱力，还是结构牵引、文化交融与政治社会力量的外界干预形成的外引力，都不能自生地发生，必须通过村民的行动来承载，来展现。所谓承动，正如机械承动一样，既包含承载之意也兼具传动之意。乡风民俗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农民的行动，这种行动实际上就是乡民对乡风民俗的主体实践。乡民的主体实践在乡风民俗的传承和变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承动作用。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先在事物，乡风民俗通过乡民的民俗实践得以演示，通过这种实践演示，乡风民俗的无形内涵外化为实质性的形态，使乡风民俗具有可以界别的结构性特征。与此同时，乡风民俗的结构性特征也正是在乡民的不断进行民俗实践过程中内化入乡民的“生存心态”，成为一种固存于乡民知识结构、心理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内在之物，而且随着民俗实践的不断反复开展，这种内化之物越坚固，以至于乡风民俗就像乡民天生就有的自然之物。反过来，这种内化于乡民内心的“生存心态”往往自觉或者无意识的通过行动外化表现，而成为一种乡风民俗的实践性演示，个体通过这种演示性实践对当地的乡风民俗进行整体呈现，形成地方乡俗景观，进一步强化当地乡风民俗的结构及其所具有的特性。所以，实践在此意义上具有传承性，正是通过实践这一传承中介，乡风民俗才不断的经历构造—内化—外化—再构造的循环传承。与此同时，乡民的这种实践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践形态有时候会与既定乡风民俗的要求和结构性规则有一定的差异，这就使得在外化—再构造的过程中出现某种变异，乡俗的再构性结构就发生变化，形成结构性变迁。对于每一次个体的实践来说，都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实践形态，一是习惯性实践，二是适应性实践，三是反思性实践。在结构的传承与变迁中，三种形态的实践由于其本质区别而起着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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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201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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