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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添加这十二节文字呢?因为没有这些文字，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未经验明的传闻。而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相信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两条基本原则。耶稣受难时，他的门徒就像失去了牧人的羊，惊悸四散，没有一个留在行刑的现场。门徒是基督教初期组织的核心力量，连他们都丧失信心，普通信众的惶惑动摇可想而知。十字架对于基督徒，在此时就意味着上帝站在罗马人和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那边。而耶稣复活的福音传来，在信仰的存亡之际扭转了乾坤，为漫漫黑夜中的信众带来了光明。复活是基督教信仰里的标志性事件，它向世界宣告，十字架代表的不是悲剧，而是胜利，上帝将会干预历史，神的国注定要降临。抄经的人面对《马可福音》，一定觉得它的叙事过于平淡苍白，没有说服力。于是就参照“马太”和“路加”，给它加了一个尾巴。
第三个例证是《约翰福音》添入句，西方圣经学者通称Johannine Comma，指《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和第八节，内容如下：“天上作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父、圣言、圣灵，这三样归于一;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段话的前半截在十六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编订的第一个希腊文新约的印本中，由于所依据的抄本并无此话，被弃而不用。伊拉斯谟没有料到，这一处置触犯了众多神学家和出版商，“篡改经文”的指责纷涌而起。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埃尔曼说，因为这句话是《圣经》上唯一明确提出“三位一体”的地方。没有它，神学家们就只能将散见于各篇的段落拼到一起，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推断出基督既是神，也是圣灵和圣父。也就是说只有一位神，这个神表现为三种位格(three persons)，却只有一种本质(substance)。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伊拉斯谟最终应允添入删去的章句，但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找到一个希腊文的抄本，证明确有其言，拉丁文的不算数。结果竟有人伪造了一份抄本，交呈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恪守承诺，在一五二二年的第三版添入了Johannine Comma。
伊拉斯谟的本子虽然号称“公认经文”，据埃尔曼讲，也有名实不符之处。最早的希腊文印刷本的编辑是一五○二年由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曼内斯(Ximenes)主持的。他组织了一批学者，将旧约的希伯来本、武加大译本(Vulgate)、希腊文七十士本以及新约合为一体，分六卷出版。新约为第五卷，一五一四年已经付印，但等其他分卷印齐，就到了一五一七年，再等教皇批准，又等了三年，最后迟至一五二二年才问世。这期间，瑞士巴塞尔有一位名叫约翰·弗罗本的出版商，大力怂恿伊拉斯谟赶在西班牙主教之前，编订和刊行一个权威的版本。伊拉斯谟于是前往巴塞尔寻访可以利用的抄本。他找到的并不多，约在一打左右。编订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书信，主要的依据是其中两个十二世纪的抄本，抄写时间离最初的福音和使徒书信已经一千一百年。启示篇的底本则借取于友人，多处损害严重，无法辨读，末尾一页还缺失。伊拉斯谟的编订工作始于一五一五年十月，含希腊文和拉丁文，五个月后完成，于一五一六年刊印，近一千页，成为新约希腊文的第一个印刷本。伊拉斯谟对哲罗姆的拉丁文做了十分仔细的校订。但是他对希腊文的校订却近乎草率。在出现严重损坏或缺页的地方，他采取的办法是依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将相应的文字译回希腊文。因而在他编订的希腊文新约印本中，有一些句子和段落在保留至今的希腊文抄本中找不到。伊拉斯谟后来说，这个本子是“赶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praecipitatum verius quam editum)。然而，正是这个“赶出来的”的本子，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奉为权威，成为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Bible，1611)和路德译本的蓝本。三百多年内，印行《圣经》的人并没有去寻找更古或者更可靠的抄本，间或有人对伊拉斯谟的版本稍事修改，多数只是简单地重印。这个情形直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观。英国学者魏斯科(Brook F. Westcott)和霍特(Fenton J. A. Hort)根据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和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校订经文，历经了二十八年辛勤不懈的努力，在一八八一年出版了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校勘本希腊文新约》(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当然，此前已经有好几代人的艰辛执著，这部作品是集其大成。埃尔曼用一整章(第四章)的篇幅，对这种追求本源的不息探求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德国学者廷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于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西奈抄本的一节，叙述活泼、生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最古老和最可靠的希腊文新约抄本中没有的故事，包括妇人行淫被拿，《马可福音》最后十二节，《约翰福音》章句，在英文钦定本中均有。埃尔曼对此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按语：这些故事“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契机，才渗入到英国人的意识之流。它们所依据的，只是伊拉斯谟碰巧能找到的几个抄本和一个假造出来维护成说的抄本”。言下之意，《圣经》不是先定的、预成的、神授的，而是因人因地而变，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纵横交错的势力相互较量、此消彼长的结果。所谓完全神授、一成不变、绝对可靠的经文不过是教会和教徒一厢情愿的设想。这个观念固然不是新创，上述三个例证也并非埃尔曼的独家发现，而是经文校勘学历代累积的研究成果。但是埃尔曼很会讲故事，能把枯燥无味的专业知识娓娓道来，既有严谨可靠的推理，又有生动有趣的逸事，分寸拿捏得很好，让门里门外的人看得津津有味，其对基督教文化引起的震荡和冲击有多么剧烈，《错引耶稣》的畅销即是说明。
然而埃尔曼本人的辨伪和校勘工夫也见于此书，比如第五章。在这一章里，埃尔曼通过审慎的勘误和细致的甄别，指出《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呈现的耶稣形象并不一致：前者的耶稣更像“人”，会发怒，也会惊恐;后者的耶稣更像“神”，任何困境和苦难都岿然不动，一以贯之地保持镇定和仁慈。
先说埃尔曼怎么辨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讲耶稣医治麻风病，梗概如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埃尔曼发现，“慈心”在此颇有疑义，因为现存希腊文最古老的抄本中，这个词不是splangnistheis (feeling compassion)，而是orgistheis (becoming angry)，并另有三个拉丁文抄本为旁证。到底是先有“慈心”，被抄经士改作“愤怒”，还是先有“愤怒”，被改成“慈心”?从逻辑上推，埃尔曼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动了慈心”更合人之常情，“愤怒”则较难理解。经文鉴别学有一基本原则，帮助判别抄本之间的源流关系：比较难易，较难的读法(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很可能是源头，因为较顺的读法很可能是抄经士避难就易，将晦涩处理为平易的结果。为求旁证，埃尔曼又参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两者晚于《马可福音》，且均以之为参照材料。麻风病人的故事在“马太”和“路加”中皆有讲述，甚至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搬。那么，在这两个福音中，用的是“慈心”还是“愤怒”呢?很奇怪，两位福音作家不约而同地省略掉了这个词。如果是慈心，有何“避讳”的必要呢?并且，《马可福音》里好几处提到耶稣的愤怒，另两个福音虽然挪用了故事，却删去了与愤怒相关的字眼。综合各种证据，埃尔曼断定，原始的文字应该是“愤怒”而不是“慈心”。
选择“愤怒”为原始文字的，并不止埃尔曼一人。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对“愤怒”的解释。选择“愤怒”的学者，通常也感到“愤怒”不好理解，于是努力找各种理由为耶稣开脱，比如耶稣所恶者，非麻风病人，而是遍染疫疾、病入膏肓的世界。埃尔曼则以为，所谓的不好理解，其实是陷入了一种群体偏见，什么偏见?就是把耶稣看做“温柔和善、低眉善目的好牧人”。这一和蔼的牧羊人形象，通过教堂的彩色玻璃、宗教艺术家的壁画与雕刻，早已渗入西方人的群体意识，成为根深蒂固的成见。须得从此窠臼里跳出来，方能云开雾散，心清目明。埃尔曼叫我们仔细去读《马可福音》，那里边的耶稣是作为先知在旷野亮相的，接着就有四十天同野兽同住一处，接受撒旦的试探;回到加利利，召唤四渔夫，叫他们舍网弃家跟随;到了迦百农，进会堂教训人，赶出污鬼。静观这种种举动，埃尔曼问，耶稣到底是一个毫无脾气、眉宇低垂的驯良之辈，还是有坚强意志和十足韧劲的领袖人物?如果是后者，那么“愤怒”一下有什么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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