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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文》杂志某期目录
陶云逵在田野调研中。资料图片
谁也没有料到，年仅40岁的他，竟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热带病，在不停地念叨着自己夭逝的孩儿“尧尧”中撒手人寰。生前为了考察边疆民族，曾跋涉在“云之南”的崇山峻岭中，为云南民族研究和我国民族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逝后则百般寂寞，其煌煌著作也鲜为人知。他，就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陶云逵。
1904年初冬，陶云逵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陶瑢为其取名祖逵，字似龙。1924年，陶云逵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继而升入南开大学，受被张光直先生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博士的影响，对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7年，他远赴德国，先后就读于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1933年，他获取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凌纯声、芮逸夫等一道考察过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再度辗转到达云南，于1940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并筹备成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办了《边疆人文》杂志。在3年多的时间里，《边疆人文》油印了三刊三卷18期。这些用西南地区最廉价的毛边纸装订成的刊物，保留下了抗战期间闪烁着科学光芒的学术成果，为西南民族的研究开辟了阵地。1944年初，陶云逵因在考察中感染热带病离开了人世。纵观陶云逵一生，其生命之花可谓“绽放于云之南，也凋谢于云之南”。虽短暂，却芬芳。
1934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的陶云逵第一次与云南“相识”，此行的目的在于“滇西南之摆夷及滇西北之麽些，栗粟，曲子”，即进行民族学调查，对傣族、纳西、傈僳、白族等作体质测量，也调查他们的风俗习惯，旅途中他对这些民族的文化诸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俅江纪程》中，他写道：“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两年之间，我走了不少的路……。我把这段日记写出来，也许有点实际的用处，就是给预备到那区域的人，一个途纹上的参考。”为什么会选择云南？或许正如他在《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云南不但是个‘山国’，而且是个‘族国’……。这现象为我国大多数省份所无的。”
但这一路上的考察，却颇为艰辛。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和“异文化”的冲击，使考察者深有体会。如在面对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过江方式溜索时，这些外来的考察者却犯了难，“虽然簇新的溜索，我仍有点胆寒。而赵君及同行工人们（都是未曾溜过的），都忧形于色。”结果只能“带溜”，即“请了一位善溜的古宗，我猿攀在他身上，并以带系之。彼则自系于溜板之上。”这使得陶云逵不得不感慨“大体凡活的东西都怕死”。
此次历时近两年的调查成果丰硕，陶云逵先后发表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碧落雪山之傈僳族》、《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神话》、《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等数十篇文章。而其中的《碧落雪山之傈僳族》，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是傈僳民族志，其主要是将其族的文化的各方面，客观地描述出来”。文章首先对“傈僳”之名称进行了详细考证，接着对“傈僳”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做了简明的交代，而重点则放在文化上，分别从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姻家庭、生命仪礼、社会结构、战争、语言以及信仰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和记录，并配以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抗战军兴，一度被视为无关大局的边疆各民族地位之重要凸显出来，政府有边疆开发之政策，学界有边政研究之呼声。陶云逵也不例外，不仅坚持实地考察边疆少数民族，而且还就此发表了《边疆与边疆社会》、《开化边民问题》、《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论边政人员专门培训之必须》等文，其目的正如他在《开化边民问题》中所言：“边疆为我版图之边疆，边民亦即我国民之一部。开化边民使与近代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以应付现局，实为刻不容缓之事。”对政府已有的一系列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措施，陶云逵并不随声附和，而是以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客观批评“我们的边疆政策，弊病在于单边的，仅顾政府一方面意旨而未从边民意旨与生活实况着想。”
陶云逵的行文与凌纯声、芮逸夫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有诸多相似之处，不仅注重田野调查的资料，而且也善于运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通过两者的结合，使呈现出的对象不仅具有横向的丰富感还有纵向的历史感。
陶云逵并不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视为奇风异俗而随加评判，而是对其持之以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如在《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开篇便说明材料的来源，并指出“本文就是研究一下鸡骨卜的形式与意义进而观其分部”。读陶云逵的考察报告和学术文章，似在倾听一位严肃而冷静的学人在客观地陈述，很少能觅到失控的激情和强烈的价值评判，这或许与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人类学教育有关。但殊不知，陶云逵还是一位多情的诗人，“风儿柔！绿水儿悠！云影水波儿上游，浮鸭儿群驱凑。青青柳叶扫船头，桃花儿随风沾衣袖。风送笑语私，袅娜般你临水正梳头。”诗中那一抹轻柔与灵动，毫不逊色于许多现代著名诗人。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一文中回忆道：“云逵本是诗人，血里留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拘泥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这在潘光旦先生的致辞中也得到印证，“他懂得诗，在他死后我才知道。”
斯人已逝70载，由李东晔辛勤搜集、整理的《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终于在2012年问世，此文集汇集了陶云逵的大部分著述文章，也算是对他的缅怀和对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事的追忆吧。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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