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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良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学科建设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他开创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在教学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并在语言识别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初和三四十年代，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我国的老一代语言学家曾对少数民族语言作过零星的调查研究，也有一些著作问世，但那都是分散的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工作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提上了日程。在这个大形势下，马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承担起创办民族语文系的任务。此后,一批批学员从这里走向社会，走到边远省区的民族工作第一线。他们从事民族语言的调查、识别、研究、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从而使民族语文事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以后，各兄弟民族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民族语文系，民族语文事业蔚为大观。从此，民族语言文学这个学科和专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和专业在人文科学的百花园中站立起来了。在这个划时代的变革中，马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们共同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带领大批莘莘学子，身体力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多年的领导工作中，马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他自己主持分班，并亲自给同学上语音学课。在教学中，他坚持实践性的原则，特别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他请来不同民族的老师为我们发音，让我们反复听音、辨音、记音，归纳音位、拟定拼音方案，最终掌握语言调查的实践能力。在开学最初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的教室、走廊、草坪、寝室以至澡堂和盥洗室里，到处都响遍咿咿呀呀的发音声和各种民族语单词和句子的朗读声。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氛围真是壮观。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使我们几代学生受用终身。
马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是每一个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民族语言。他认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要不同于旧社会的学者，首先要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其次要与少数民族有共同语言，能在思想情感上自由沟通；第三是能够自由运用民族语言材料，对有传统民族文字的民族，应该能够阅读和研究他们的文献。这3点要求使新一代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语言科学舞台。他们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工作者，对新中国民族语文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创了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新时代。
由于马先生这些教学思想的贯彻，当1956年筹备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时候，他敢于向当时主持筹备会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师生承担此任务，解决了胡乔木找不到调查人员的困难。1956年开始的这次大调查共组织了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足迹踏遍15个省区。中央民族学院参加的师生有400多人，占当时全部调查队员的60%。马先生当时就亲自带领第二工作队跋涉在贵州的山山岭岭间。中央民族大学师生由于基本功过硬，在各个调查队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所以后来人们都说那是我校民族语文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是与马先生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实践分不开的。
我们往往欣喜地回顾当时民族语言调查搞得轰轰烈烈，却没有深刻认识这一工作对国家的重大意义。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整体，56个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拥有中华民族的认同，构建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确定56个民族成分，由56个民族组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这是伟大祖国多元文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结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民族成分的识别是新中国的空前举措，也是世界民族史和民族学记录中唯一的创举。民族成分的识别和确定的首要条件就是各民族的语言，而语言识别工作的基础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次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在这个事业中，马先生和当时一批老语言学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国家的认同正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力的核心，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新中国的民族语言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的重要的方面，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非常巨大，而马先生的贡献已经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今天我们缅怀马先生的贡献，对于我们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凝聚力，对于我们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马先生自己在教学中精心设计、精益求精，同时也要求学生要重视研究。他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谁是保尔·巴西、谁是叶斯泊森，他总是能够把语言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作理论研究。在这方面，马先生是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人物。马先生本身是民族语言研究的身体力行者，是彝语和彝族文献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就出版过重要论著。在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工作中，他从不忘强调对民族语言的具体的、个案的深入研究。他把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3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者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他几乎请遍了当时在北京的著名语言学家为我们讲学，还亲自开设“尔雅”课，使我们在现代科学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方面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他总是教育学生在调查工作中、在实践基础上坚持民族语言研究，这使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在研究能力上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同类小语种毕业生。马先生的这种办学方针和办学思想使我们以及后来的学生受益终身。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马先生意识到国家形势的客观需要，又把大量精力投放到双语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双语教学的任务越来越迫切。我国广大的少数民族需要学汉语，在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汉族需要学习民族语，还有各少数民族之间也需要互相学习语言，这是现代化建设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现代人必须是双语人，双语现象是当代语言关系的必然趋势。马先生说：“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四化建设时期，双语制越来越重要，而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汉语就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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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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