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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目的的民间基层组织形式。当前，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便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已日渐凸显。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中国传统乡约对当今构建新型乡规民约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日前，围绕传统乡约的功能、作用及其研究的意义，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乡约的历史变迁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董建辉表示，乡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礼》的“读法之典”，制度上则最早始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制定《吕氏乡约》，并推行于所在乡里，内容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罚式、聚会、主事七项。
《吕氏乡约》主要目的是惩恶扬善。董建辉说，它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处理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了乡民修身、立业、齐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过往送迎、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的礼仪俗规，有利于培育和增强乡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
南宋时，理学家朱熹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进而修改为《增损吕氏乡约》。董建辉表示，经朱熹修改后，突出了乡约的仪式性和社会教化功能，强化了乡约维护等级秩序的作用。到明朝嘉靖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乡约，乡约的发展进入高潮阶段，并从农村扩展到部分城市，这一时期，官办乡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至清朝，乡约进一步普及，在沿用明代乡约职能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更多政治职能。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段自成介绍说，乡约要进一步配合官府理讼办案，协助官府维护约内治安，为官府催粮办差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认为，清朝乡约的官办色彩更浓，乡约的基层行政职能进一步强化，从而使乡约执事逐渐成为一种基层官役。
这种转变对乡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董建辉表示，在组织上，乡约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教化组织转化为基层行政组织;在制度上，由较单一的教化机制转化为与保甲、社学、社仓相结合，成为乡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由以社会教化为主，同时关注水火、盗贼、疾病、孤弱等民生问题，转化为以控制乡村社会为主，兼具行政与教化的双重职能。
经过明清时期的迅猛发展，乡约日益和保甲、社学、社仓等相结合，成为封建政府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工具，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乡约在当今社会仍有生存土壤
乡约的首要职能是社会教化，在社会教化之外，又兼具社会救助的职能。例如《吕氏乡约》规定，凡有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情况，无论是否属于约中之人，都应该施以救济。董建辉认为，《吕氏乡约》的推行，促进了地方风俗的淳化，既为乡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也有助于在邻里之间培养相亲相爱的道德品质。
由于历代的推崇，传统乡约不断发展完善。在功能上，乡约也增加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从而在维护地方治安、催缴钱粮税款、调解民间纠纷等地方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多位学者表示，乡约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对于封建官治有一定的弥补作用。董建辉表示，明清以来，乡约作为民间习惯法或地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中央政府的法律一起，共同维护着广大农村的社会秩序。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张明新认为，乡约已经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现代乡规民约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制度文化渊源和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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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5日第47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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