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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错杀了多少人，错打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又折磨了多少人。当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处于迷茫、扭曲的状态时，当年很多遭到红卫兵批斗的人经受了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在个人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灰色记忆。但那些被推到文化大革命前台的红卫兵小将，他们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义不容辞地干着这些不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错事呢?1959年3月25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与广州文化学术界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
在学术方面，去年高等学校在一系列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对这个运动，我看应当充分的估价。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陆键东1995：279)
同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搞革命必须坚决，也可能在革命过程中暂时降低教学质量，但是革命还是要坚决搞得……有些学校半年未上课了，这也不算是坏事，这叫做革命嘛!”(陆键东1995：275)
同日周扬作报告指出：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陆键东1995：276)
从以上中央宣传部两位部长的报告中可以窥探到，当时这两位具有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并掌握国家话语权的国家领导人，对学生批判老师的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鼓励。而且，毛泽东本人的话语力量也为红卫兵的批判行为提供了极为合理的依据。正如陆键东所述：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五十年代末对中国教育界形势的一种独特的把握。素来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直到晚年仍醉心于“猴”的无法无天，将此移于青年人的身上，则是“造反有理”了。(陆键东1995：276)
因此，这些具有国家领导人的言辞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尤其对于那些充当红卫兵角色、还不具备判断是非曲直能力的学生来讲，这种话语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所造成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德德玛回忆说：
文革时我们太小了，根本就不懂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但跟着毛主席搞革命这方面的意识非常强，其实我们上当受骗了。那时候红卫兵要搞革命，跟着毛主席打倒走资派，谁能说我不参加?大家都愿意参加，当时就觉得能参加红卫兵，那是一件非常关荣的事，简直光荣的不得了!要是参加不了红卫兵就说明那个人是有问题，不是他家庭成分不好，就是他本人有反革命迹象。所有在校的学生全都向往着红卫兵，参加红卫兵好像是一个革命家似的，为革命服务，为革命献身，特别真挚的感情。但我们都是牺牲品，我也是当中的一员，也是跟着好多人打砸抢。实际上我们自己不知道后果多严重，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些，打了很多人。所以后来我离开学校自己又被整了，我才意识到，闹了半天是一个游戏，我就是一个牺牲品。当时中央和国家有些领导人都鼓舞青年学生这么做，我们马可院长都被打成了黑帮了，我们当时纯粹是牺牲品。我们一片真情，一心向往着毛主席的真诚，誓死捍卫毛主席这么一个热血年轻人，却当了牺牲品。当时如果真的有人说为毛主席去死，我们都敢去，那个年代对毛主席的崇拜简直太厉害了，像神一样，只有毛主席才有这种威力。[⑧]
从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国家话语的“建构”知识和现实能力的实际效应、以及给人们所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和多重的含混意义。并且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18岁青年的德德玛，在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影响下，在那个无法挽回的年代里，干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错事，而她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受了与那些她一直对之抱有愧疚的人相同的折磨和痛苦。1968年底是文化大革命最为猖狂的时期，德德玛从中国音乐学院回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⑨]歌舞团后，因为她与额济纳旗十三代王爷的女儿同名而被调离工作岗位，宣布她为“终生不准歌唱”的人。批斗后，德德玛被调往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乌达[⑩]煤矿。后经过三次考试，德德玛考取了宁夏歌舞团。
身处文革时代的人们，或自觉、或被动地以那个年代的方式，行使着具有那个年代特性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正确与否，应该与否，都是身处于那个年代的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在那个年代，个体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强势影响，而行使一些可能连其本人都感到无奈的行为，这其中，有人是自觉的、自愿的，甚至是积极的，而大部分人却是困惑和无知的。所以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或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在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国家话语的重压下，盲目的追随，盲目的反对，以致成为了当时政治反动集团实现其政治野心所利用的工具。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中，德德玛虽然当过红卫兵，批斗过他人，而同时她也成为了政治力量斗争的牺牲品。时过境迁，而今的德德玛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文革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无尽的遗憾和自责涌上心头。正如德德玛亲口所述：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过错和遗憾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干的这些错事，后来回到内蒙以后反过来人家整我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当初当红卫兵干的那些抄家、剃头……打、砸、抢的事，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11]
六、结语
在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成长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将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概括为三个词：国家需要、国家培养和国家使用。三者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家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无偿培养一大批特殊人才，且给予其特殊的国家政策。而人才培养的目的是在以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被培养人才有效使用的最大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为了满足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需要服务。但其中为了达到满足国家需要和国家使用的目的，国家政策和国家的培养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群体的成长道路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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