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南联大彝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辗转流迁来到西南边疆,逐渐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历史 、文化 、语言、民族等的重要性,进而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们深入西南彝族聚居区,以田野调查为主,对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民俗等进行调查,其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而且促进了中国彝学研究的极大发展。
第一,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奠定了中国彝学发展的重要基础。1928年9月,杨成志深入大凉山彝 区进行调查,开辟了民族调查的先声,但他只是单枪匹马。事实上,真正推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彝学研究走向高潮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学者对彝族的调查研究,不仅调查范围广泛,而且调查内容全面。当时,他们调查的足迹遍及滇、川、康等整个西南地区,内容涉及彝族语言、文学、经济、地理、宗教、习俗等多种事象,学科则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经济学、宗 教学等众多学科。可以说,正是西南联大学者的调查研究,为以后中国彝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在1958年,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著在分析彝语的语法现象和规律方面富有独创性,是学习彝语和研究藏缅语系语言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在海内外影响颇大。该书的材料就得自当年在西南联大的田野。此外,黎国彬教授出版的《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同样得益于当年的调查。
第二,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代表了当时彝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者中,许多学者少时在国内接受传统教育,及至年长负笈海外留学,“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使他们的彝学研究具备深厚的学养 。陶云逵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体质人类学,回国后他不满于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现 状,决心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以中国境内各种社区类型为对象,阐明中国的社会实际,发展中国的社 会学。因此,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以严谨的方法 治学,用功极勤,先后写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等名篇 。据罗常培回忆,他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远不及陶著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和《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但陶云逵执意留出刊物版面刊登他的文章,甚至陶云逵住进云大医院已经谵语神昏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罗的这篇文章 。[9]由此可见,陶云逵的论著在当时就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重视。同样,马学良运 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对彝族撒尼语言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完成《撒尼倮语语法》。1951年,该文以《撒尼彝语研究》 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彝族语言的专著,在国际上引起重 大反响。可以说,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陶云逵的社会文化研究,还是马学良的撒尼语言研究,都拓宽和丰富了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代表了当时彝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三,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培养了一批彝学研究者。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身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特殊、民俗文化多样的西南边疆地区,促使他们对西南边疆这座民族富矿进行 集中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彝学研究者,而马学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李方 桂和罗常培的高足,马学良跟随导师在西南联大系统学习语言学理论,又阅读国外著名语言学家、民族 学家、人类学家的著作,使他能以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熟练地运用到彝族本土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当中,并发表许多重要文章。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他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工 作,尤其是 “对彝语 、彝文的调查研究有开拓性的贡献,为藏缅语言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新的论证”,[12] 使他成为国际上彝族语言研究最著名 、最卓越的学者。与马学良一样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胡庆钧, 在 1945 年毕业后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调查,继而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任教, 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 自1950— 1982年的30余年间,他8次深入大凉山彝区搜集奴隶制社会形态资 料,同时对民族学界已有 的调查资料反复核对,在此基础上写出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 一书,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民族学材料,被认为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成果”。1981年4月,他又利用明清时期的大量实录、档案、地方以及私家著述等材料, 研究明清两代贵州水西 (毕节)地区、云南小凉山地区等类同地区彝族的社会情况,出版著作《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原出处:《贵州民族研究》2012你第2期,注释请参见纸版原刊)
作者简介:杨绍军(1977—),云南禄劝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及其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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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彝族人网 2013-02-20 12: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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