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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内迁，使其成为中国彝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高华年、黎宗瓛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罗常培、马学良以及西南联大袁家骅、曾昭抡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川、滇、康等西南诸省的彝区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彝学研究者，为中国彝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西南联大；彝学；研究；贡献
彝学作为研究彝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科学，虽是现代出现的学术名词，但对彝族历史的研究，却见诸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在《尚书·牧誓》、《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樊绰《蛮书》 和李京《云南志略》 等文献中都有古代学者对彝学研究的记载;而《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水西制度》、《笃慕史记》、《洪水泛滥史》、《德布史略》、《德施氏史略》、《水西安氏谱》、《勒俄特依》、《玛姆特依》 等则是古代彝族知识分子留下的译文文献。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彝学研究迎来重要的发展时期，以杨成志 、林耀华、马学良、 曾昭抡、庄学本 、徐益棠 、任映沧 、袁家骅等学者为代表，同时有凉山彝族学者岭光电 、曲木藏尧等的积极参与，他们 “以新的立场和方法，改变了以前以外国人研究为主的局面，开辟了彝族研究的良好途径，为研究彝族留下了丰厚成果”。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北大 、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避乱内迁，使得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来到西南边疆，他们在滇、川、康等彝族聚居区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将现代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内迁，促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将彝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彝学研究的极大发展。
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彝学研究
1942年6月，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在昆明成立，研究室下设边疆语言、人类学 (包括社会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和边疆教育四组，聘请陶云逵教授为主任，成员有邢公畹、高华年、黎宗瓛、黎国彬等。
研究室刚一成立，即根据计划和安排，积极组织实施与石佛铁路委员会的调查：1942年分期分段调查石佛铁路沿线的物产贸易、社会习俗与方言，时间是7月10日至9月15日;1943年分期调查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时间是2月底至5月底和9月至12月底。据此，陶云逵调查了鲁魁山彝族的社会组织与宗教;黎国彬调查了红河上游的物产与人文地理;高华年调查了鲁魁山彝族的语言与文字;黎宗瓛调查了新平杨武的社会经济概况，都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1942年7月，陶云逵到云南新平县鲁奎山彝区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当地16个黑夷寨子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等情况，根据调查写出了《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对大寨黑夷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宗族及其图腾制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在鲁奎山大寨和元江三马头等地的调查中，他发现宗族是当地黑夷的最大团体组织，在宗族内部，维系宗族各支主要依靠族谱和族祭。
在当地的宗族制度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族长，族长负责保管族谱和主持祭祀活动。族谱不仅记录有祖先起源和迁徙的路线，而且记录有各祖先的名称和最近死者的姓名，是维系宗族各支的精神纽带;各宗族定期举行祭祀，祭祀的时间 、地点和内容各有不同，但都需对祖先功德和祖先渊源进行回顾，用以增强宗族的团体意识和集体感情。
作为彝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这篇文章登载在《边疆人文》第1卷第1期上，受到了研究室同仁高华年的高度评价，认为“倮倮部族的图腾的发现，是先生在社会人类学上的第一次大贡献”。
在对彝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陶云逵注重把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统一考察，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事象比照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自 己的独到见解。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是他生前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最后贡献，这篇文章是根据 “西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 (即黑夷) 中盛行的鸡股骨卜。作者卅一年 (1942年) 夏曾实地调查”完成的。鸡骨卜作为古老而常用的卜法，最早记载见于《史记 ·孝武本纪》，在《汉书 ·郊祀志》 中也有记载，唐、宋以后记载逐渐增多，但在传统文献史料中对 “鸡骨卜”说得模糊。因此，他请教当地毕摩对鸡骨卜的卦象进行了认真描述，对所占卜的事项进行了归类，计有献神、送鬼、叫魂、出行、婚姻、疾病等 14类;同时他还将彝族的鸡骨卜与阿卡 (哈尼族)、窝尼 (哈尼族)、摆夷 (傣族)、青苗 (苗族)、卡瓦 (佤族) 等其他民族的鸡骨卜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综据现在调查及以往记载，鸡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其最北之分布止于川南，亦 即我国西南。西南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每群均有若干部族行用此种占卜方式。此种占卜方式为非汉 语部族之文化产品。汉语社会中行用 “鸡卜”乃自非汉语部族传入。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是集中体现陶云逵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章，也是他学术生涯中重要代表作。 虽然当时身处相对封闭的战争环境，但是该文还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的同事邢公畹多年后 认为： “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族人民都有或曾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详细记载 了鸡骨卜的方式，是从文化人类学上研究鸡骨卜的第一篇论文。”
1940年9月，刚到昆明的高华年就被罗常培派到昆明近郊的核桃箐村进行两个月的彝语调查。他找 到当地彝族杨富顺作为发音人，记录了30多则故事，2000 多个词汇，利用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音系、 借词、语法、故事、词汇等撰写《昆明黑彝语研究》，对彝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该文后来由南开 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其中借词一章相当精彩。在田野调查中，他主张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民族交 往中出现的借词现象，不仅要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要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借用来的外来词汇。 对此，他完成《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通过“研究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彝族中传播的关系，从 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4] 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可以说，他利用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对彝语中汉语借 词现象所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942年7月，他又与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同事从昆明出发，一路上克服交通不便 、气候不适应、民情 风俗不熟等多种困难，来到新平县杨武镇。其时，杨武及其周边地区，气候特别炎热，但他一到即投入对纳苏语的调查。纳苏是黑彝的自称，其语言和昆明附近的黑彝稍有方言上的差别，分布于云南新平 、 峨山、元江、墨江、江城和把边江沿岸等地 。在调查中，他 “每日上午六时即起首，常已晚间八九时， 且极颖慧颇难得”，[5]受到陶云逵的赞许。根据此次调查，他先后完成 《鲁魁山诺苏语言与文字》、 《鲁魁山倮倮的巫术》 等文章。
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即以“习民情、察风土、采标本，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状态，进而了解中 国现 状”为目的，同时得益于石佛铁路的资助，因而他们调查范围相当广泛，不仅限于民族语言、宗教、 习俗等，而且对经济、社会、民情等亦有涉及。黎宗瓛随陶云逵等到新平杨武后，得到当地居民郭子正 父子的热情相助，迅速展开工作，确定了调查的对象： “以杨武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为调查的对象，并 以本区域之农、工、商、业为经，而以部族、文化为纬。”对新平杨武所属区域的环境、农业、工业、 商业和人口、部族、文化、政治等进行调查，同时对当地 倮、山苏等彝族和汉人以及傣族的经济交往 情况进行深入了解。1942年9月，他在杨武的调查顺利结束，完成调查报告《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利用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杨武的经济与贸易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
他以红河上游彝区的杨武为个案，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精辟 的论 述。可以说，黎宗瓛和他的同事们不畏艰难，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穷乡僻壤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中国现 代学术的发展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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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彝族人网 2013-02-20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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