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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作人搜集故乡童谣，大半辈子带着它们，参与了现代中国民间文学的漫长历程。此前已经出版了他的《童谣研究稿本》，学界以为是他对这批童谣的最终定本，其实他在1958年还对该稿本进行过一次修订，非但重新誊录得清楚明晰，而且在方言、名物、风俗三方面给予了详略不等的注释，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献价值。这份以《绍兴儿歌集》为名的手稿，因为收藏历史颇为曲折，长期以来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才在极小范围内为人知晓。笔者得到收藏者的允许，对该稿本的样貌及其学术价值予以揭示，以使这一沉埋已久的珍贵手稿，能展露些许身影。
【关键词】周作人 绍兴 儿歌 手稿 《越谚》
一、缘起
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作为“知堂遗存”二种之一。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周作人<童谣研究手稿>考述》的文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文中除了对《童谣研究手稿》(其实该书原名应为《童谣研究稿本》，拙文已有分析，故下文及此均简称《稿本》)文本情况作了介绍之外，还对《稿本》的曲折经历作了详细的梳理，自以为就此话题而言，大约可算是曲终奏雅了，但事实却大谬不然。
周作人曾经很多次提及他的这个《稿本》，其中以写于1962年10月15日的《一点回忆》最为详细，除了解放前这个《稿本》的辗转经历之外，该文也写到解放后的情况：
解放以后这才回过头去，简单的编作《绍兴儿歌集》一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告成，小引里说：
“前年有友人劝我，乘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把它编出来，也可以做一种纪念，因为里边的歌谣都是鲁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儿时所唱过的，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我去年病后，精神不继，不能照原定计划来做述略，现在只能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编印出来，以供读者的参考，此外也别无奢望了。”
我与歌谣研究会的关系就只有这一点，虽然以年月论实在也很不少，至于贡献则简直可以说是等于零，因为我所拿得出的就只是那一册稿本而已。[1]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周作人在1958年又对《稿本》进行过一次整编，并且取名为《绍兴儿歌集》。但是正像他前面曾经为此《稿本》取名为《越中儿歌集》、《越中童谣集》一样，我以为这次只不过又换了一个名字，说的还是同一个《稿本》。况且《绍兴儿歌集小引》的手稿，也在这部《稿本》里，落款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 日记于北京”，这就难怪他要说：“我所拿得出的就只是那一册稿本而已”了。
其实在周作人的其他一些文字里还是透露出一些与此龃齬的说法的，比如在他写于19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里，有两段文字与《稿本》相关：
但是这个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过去了。当时原拟就语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证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后来却不暇为此，只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绍兴儿童集”。可是现今因为兴起“新民歌”运动，这是旧时代的儿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2]
至于普通的地方歌谣，我在民国初年曾钞录一个稿本，计从范啸风的“越谚”中转抄下来，也经过自己的实验的，有五十五篇，由我个人亲自搜集的有七十三篇，此外是别人所记录，虽然没有听到过，也是靠得住的，有八十五篇，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略为注解，编成了一卷“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才算告成，但是这种传统的旧儿歌没有出板的机会，所以也只是搁着就是了。[3]
这里有三点可疑之处，可惜都被我轻易放过了：1、前面《一点回忆》以及《绍兴儿歌集小引》中都说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这里又出现“一九五八年九月”和“一九五八年冬天”两个时间，我当时不以为意，一来周作人经常会对自己的东西改来改去，二来也可能是记忆误差。2、前面说是“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这里说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可是《稿本》中几乎没有注解，本来也是可疑的，但是我以为周作人既然又说“整理”又说“注解”，大约指的就是《稿本》中他对所录儿歌写的那些说明文字而已。3、这里说“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且分作三个部分，各部分的数字为五十五、七十三和八十五，确凿具体，是最容易被关注的。拙文确实也关注了，但考虑到《稿本》中《童谣集释卷二》从《越谚》中选录的有五十二首，与这里的“五十五”接近;《童谣论资》中标号的有八十三首，但其中有些是从书上抄下的，大多则是周作人亲自搜集的，与这里的“七十三”也很接近;而《童谣集释卷一》从各种书籍里抄录关于童谣的议论，他自己标号正好也是“八十五”，跟这里的计数一模一样。再加上《稿本》中有很多数字序列，互相不连贯，显然经过作者多次改动;而周作人本人的计数也颇有差池，就是这里的三个数字五十五、七十三和八十五，加起来也只有二百一十三，而非二百二十三[4]。最关键的是，周作人的这段话连起来读是这样的：“我在民国初年曾钞录有一个稿本，计……五十五篇……七十三篇……八十五篇，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略为注解，编成了一卷‘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才算告成……”看上去似乎从民国初年就这样编订了，没有说到誊清、录副、别为注解之类的话语，很像就是在说这个从民国初年一直修改整理延续至今的《稿本》，所以拙文很放心地下了断语：“这个数字与现在《稿本》中的数字略有参差，出入不大，可置勿论。”
归根到底，我始终认为周作人从头到尾只有这一个《稿本》，即便这个《稿本》，也是历经辗转才公诸于世的，所以，我的所有的考述之箭，就都往这一个《稿本》上射了，而且看上去似乎也都还说得过去。
谁知，2010年岁末，我忽然接到某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看到了我的考证文字，声称周作人关于绍兴儿歌的手稿，其实还存留于世。我当时大惑不解：怎么可能还有一部周作人关于绍兴儿歌的手稿呢?等我风风火火赶去一看，竟然是真的：清清楚楚的周作人的笔迹，装帧得简单而干干净净，更难得的是，在存放这个稿本的纸袋里，还夹杂着好多跟它相关的历史资料。在征得有关人士的同意之后，我想对这部未公开面世的《绍兴儿歌集》手稿作一番考索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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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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