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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婚姻和家庭 卡尔·海德给婚姻和家庭下了一个定义：婚姻是由社会所认可的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以某种公开的结婚仪式为标志。婚姻的结果是家庭，它承担调节性活动、抚育婴儿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功能。 人类学在婚姻问题上有这样几个研究的问题： 第一个是婚姻的缔结是包办还是自由恋爱的问题。一个文化是赞成包办婚还是赞成自由恋爱，反映的是这个文化如何看待个体的问题。如果文化将个体定义为自觉的和独立的个体，就会倾向于自由恋爱婚，如果文化更强调个体作为一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包办婚就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缔结婚姻的形式。 婚姻的缔结除了反映文化对个体的定义外，人类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婚姻，这就是将婚姻当作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是通过交换物品和服务将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问题。这种婚姻的交换包括嫁妆(dowry这是女方带给新家的一笔重要的财富)、新娘的财产(bride wealth这是新郎补偿女方家的财产)、新娘的服务(bride service新郎要以女婿的身份为女方的家庭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和新娘一起回到新家)。不论在小型的社会，如Dani社会，还是在大型的工业社会，如美国，都可以看到这种交换的存在。在这里，卡尔·海德详细论述了Dani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婚姻的交换。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婚姻的调节。因为每一个文化都不会允许人们任意挑选自己的配偶，所以每一个文化都会有某些规则，用来规定人们婚配的对象。总的来说，存在两种调节婚姻的机制，一是外婚制(Exogamy)，一是内婚制(Endogamy)。外婚制禁止同血缘的群体内部互相婚配，一般继嗣群体、氏族、胞族、部落都实行外婚制。内婚制在某些小型社会还存在，在大型社会中，例如美国，理想的内婚制是不存在的，但是，存在着某些内婚制的变种，典型的是"同类婚姻"，也就是说，人们选择配偶时，通常会寻求"门当户对"，而在日本，媒人的主要目标也是将阶层、地位、财富相似的人们撮和在一起。 婚姻的调节还涉及乱伦禁忌问题，因为文化调节婚姻的一个内在动因就是防止乱伦的发生。为什么每个文化都强调乱伦的禁忌呢?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说法，卡尔·海德叙述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古代人认识到近亲结婚通常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禁止近亲结婚，第二种解释认为从小生活在一起的亲属之间会导致彼此性吸引力的减弱和厌恶，第三种解释认为相对于内婚制来说，外婚制会带来更多经济和政治的利益。 第四个问题是涉及婚姻形式的几种特殊的例子。在父系血缘集团中，如果一个成年男子没有儿子，那么他就要承担世系中断的责任。在不同文化中，通常都有某种婚姻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古希伯来人的"叔娶嫂制"(levirate)、努尔人的"女性丈夫"(Female Husband)和"鬼婚"(Ghost Marriage)、日本人的上门继承姓氏的女婿。 家庭是婚姻的结果。人类学将家庭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是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人类学影片《农场之歌》(Farm Song)反映了日本的一个扩展家庭，该影片的主角是两个妇女。 家庭还有不同的组合形式，这包括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多配偶(Polygamy)家庭。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有两种多配偶家庭值得注意，即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在农耕社会广泛存在着，如古代的中国。一妻多夫制比较少见，在尼泊尔的藏族人中间存在着一妻多夫制，通常是兄弟两人共妻，共妻的原因被解释为经济的，即为了防止分家所造成的财产的流失而共妻。

　　第十二章 社会控制的系统 本章涉及的是人类学对社会控制的系统，主要是习惯法和法律的研究。 早期人类学对习惯法的研究是基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主义的实际需要。当欧洲殖民者在接触到欧洲之外的诸多文化的时候，为了保证对殖民地区经济交换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者认识到必须理解当地的社会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地区的稳定，研究人员很快发现，许多文化并没有欧洲那样成熟的法律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他们依靠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的制约。 20世纪，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人类学的成熟，习惯法的研究脱离了殖民主义的色彩，人类学注意的焦点转向研究习惯法是如何体现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个方面。美国人类学家EoAoHoebel的《原始人的法律》(Law of Primitive Man)(1952)一书体现了这种转向，他指出，法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些法律是基于该文化所特有的基本假设的，因此，要理解法律，人们必须理解这些基本的文化假设。 由于不同文化对法律术语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在人类学研究法律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法律进行定义的问题。人类学界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保留法律的特殊性的限制，比如，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法律"、"犯罪"、"审判"和"惩罚"，这些词汇只有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准确地理解;另一种是寻求文化中立的术语来表示不同文化的法律体系，例如，人类学家就倾向于使用下列术语：规范(Norms包括法律)、违规(Transgressions包括犯罪)、解决(Resolutions包括审判和惩罚)。卡尔·海德在本章中就利用了这些术语。 背离规范就是违规。违规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成许多类型，例如，违背官方法律就是违法，违背宗教规范就意味着违反教规的罪恶，而违背语言规范就只是语法错误或发音不准。为什么一个文化会存在背离规范的行为?人类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杜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范》中指出："犯罪对社会是必要的。"他的意思是说，违规是文化所需要的，因为犯罪等行为给社会树立了一个消极或反面的例子，因而成为社会运行的粘合剂，一个社会需要反面的形象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像要标明边界，就应当有某种东西跨越边界，这样才能显示边界的存在。这种消极或反面的形象，在人类学中经常以"他者"(Other)这个词出现。 违规的行为会受到社会控制系统的纠正，这就涉及冲突的解决问题。在冲突的解决中有三个变量在起作用，第一是权力，作为第三方的裁决力量要具有某种合法的社会权力;第二个变量是必须要有一个正规的处理程序;第三个变量是解决冲突的目的问题，即是为了惩罚罪犯还是恢复违规前的社会秩序。 调解(Mediation)是一种特殊的解决违规的方法。调解的特点是没有正式的处理程序，调解者依赖的权力通常是自己个人所具有的权威而不是官方的权力，调解的目的是使冲突的双方重新和谐，如果调解失败，调解者就没有其他的力量来阻止冲突的升级。在小型社会，调解是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例如Kalahari沙漠的San部落，没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利用调解来解决争端。人类学影片《斧战》(The Ax Fight)表现了在Yanomamo村落中一次冲突的发生、调解和调解失败、冲突继续的过程。 审判是另外一种冲突的解决方法。它比调解要正式得多，审判所依赖的力量也要正式得多，而且，与调解不同的是，审判可以将裁定的结果强制施加在冲突的双方。电影《The Cows of Dolo Ken Paye:Resolving Conflict among the Kpelle》反映了在Kpelle人中间的一个审判的过程。

　　第十三章 战争与和平 人类学对战争的研究很晚。美国人类学界真正开始关注战争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越战结束后，人类学家的兴趣继续增长。 人类学家对战争的研究表明，与欧洲的接触极大地改变了非欧洲社会的战争模式，例如，北美草原上的Comanche和Dakota部落，在17世纪前，既不用马也不用枪打仗，但在19世纪，他们已经扛着枪，骑马作战了。 不同文化中的战争都可以被定义为"在两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四点：第一，所有社会都有战争;第二，战争几乎是男人独占的行为;第三，战争包括杀人的行为;第四，战争具有规则。 为什么每个文化都具有战争的行为?战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跨文化研究在战争问题上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有一种观点是生理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侵略和占有是人的内在本质，因而战争在每一个文化都存在。另一种观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如果一种文化鼓励侵略和占有，这个文化群体就会经常处于战争之中，如Yanomamo社会就是这样。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Dani社会在家里非常温和，但该社会也经常陷入战争中。 人类学家Clayton和Carole Robarchek曾经对Waorani社会和Semai Senoi社会作过比较研究。这两个群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都居住在雨林中，操持刀耕火种的农业，用吹管和毒箭渔猎，没有成瘾性药物的嗜好。但是，Waorani社会是一个喜欢战争的文化群体，Semai Senoi社会比较喜欢和平。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文化的差异，Clayton和Carole Robarchek经过研究发现，环境对这种文化的差异没有影响，因为Waorani社会的自然资源要比Semai Senoi社会丰富得多。有影响的是两点：一是世界观的差异，Semai Senoi社会强调个体依赖群体，使用巫术和禁忌来应对环境，Waorani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较少依靠巫术和禁忌;一是社会控制系统的差异。Semai Senoi社会极力避免冲突并消除潜在的冲突，Waorani社会则没有应对冲突的机制。 《死鸟》是1963年拍摄的人类学影片，该片反映了Dani人的一次战争的场面。Dani人用死去的鸟来隐喻人的死亡。 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和平，但人类学在和平问题的上的困惑在于：和平是指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的时期，是两次战争的间歇期，还是人类的一种永久持有的状态?

　　第十四章 面对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和宗教 所有文化都有超自然的观念，都有某种与超自然交流的方式，所有文化都谈论过超自然的事物，比如，神、精灵、鬼魂等等，所有文化也都关心超自然的力量并具有某些仪式去帮助人们渡过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某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些重要的时刻，如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等。因此，研究文化中的这些围绕超自然而产生的各种现象，自然是人类学的天然领域。人类有三中应对自然环境的方式：巫术、宗教、科学。弗雷泽在《金枝》中辨别了这三种应对方式的不同。而马凌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中，发现特洛布里恩德岛民在渔猎活动中就利用了两种应对方式：当岛民在熟悉的礁湖之内捕鱼的时候，依赖科学或技术，但是，当他们的捕鱼船驶出了礁湖，驶向茫茫的大海的时候，他们就要诉诸各种巫术来弥补科学的不足，因为巫术起码有一个功能，就是在知识不足于应对未知环境的挑战时，巫术可以降低岛民的焦虑心情。从这个例子出发，马凌诺夫斯基总结出"巫术的焦虑理论"，即人们施行巫术的原因在于降低未知因素带来的手足无措和焦虑之情。宗教的根源也可以适用这种焦虑的理论。人类学对巫术和宗教的研究还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那"(Mana)和"塔布"(Taboo)的研究。"马那"最初是由传教士科德林顿在美拉尼西亚人中间发现的，后来，人们发现，最单纯、最发达的"马那"观念在波利尼西亚。"马那"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成功和幸福的特殊力量，它与权势和威信相联系，它是人的领袖气质，个人力量，社会地位，王子般的个人魅力的体现。因此，"马那"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具有的，一般奴隶是没有"马那"的，"马那"特别喜欢跟着首领和贵族，他们拥有最强大的"马那"，一般的部落平民也有"马那"，但是他们的"马那"和首领或贵族的比起来，力量要小得多了。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一个"马那"圈，这说明"马那"是一个太平洋地区广泛存在的一个观念。通常，"塔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禁忌"。一件物或一个人处于"塔布"状态，就是处于某种"禁忌"的状态，普通人不能随意的去跟他接触。"塔布"在波利尼西亚人当中被认为是"马那"的危险状态。人类学家发现，"塔布"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的一种广泛的观念，弗雷泽的《金枝》就专门研究过世界各地的禁忌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人与超自然之间的中介的研究，也就是对巫师、灵媒和从事神职工作者的研究。卡尔·海德特别提到了对女巫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欧洲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猎捕女巫的运动，这几次运动对欧洲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欧洲人的思维中，女巫仍然是利用魔鬼的力量作恶的老女人形象。第三个方面是对人们如何利用仪式去影响超自然力量的研究。占卜术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占卜术主要是巫师的行为，在这里，卡尔·海德举了两个个案。巫术和宗教的仪式是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重点。在小型社会，人们使用精细的仪式来引导人们经历人生的重要时刻，比如，1908年，人类学家Arnold van Gennep介绍了"通道仪式"(Rites of Passage)，这种仪式帮助人们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状态，如，一个孩子在经过了"入会礼"之类的"通道仪式"后，就意味着他结束了童年的状态而进入成年状态。最后一个方面是对世界宗教的研究。人类学对世界宗教的研究集中在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与地方性巫术、宗教互相影响的问题上。在本章中，卡尔·海德安排了有关巴厘(Bali)一个村庄火葬场面的人类学影片。

　　第十五章 象征 象征是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有时候，在象征和象征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例如，枫叶代表加拿大，雪松代表黎巴嫩。但是，很多情况，象征与象征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并没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例如，在某些文化中，黑色代表哀悼和忧伤，而有的文化，则用白色或红色代表悲伤，再比如，人类左右手的象征，左通常是邪恶、笨拙、不善交际和受污染的象征，右则代表正确或准确。 最早对象征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位人类学家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神话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二元的对立。影片《猎狮手》是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制作的，该片反映了很多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观点。 最出名的象征系统是图腾。图腾的意思是"亲族"，它的象征意义在于表示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某种亲密的关系。过去，人类学对图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型社会，例如澳大利亚的图腾系统，但是，现在人类学正在探讨大型工业社会的图腾系统，这是一个新的方向。卡尔·海德指出现代体育运动中的吉祥物就类似于小型社会的图腾。

　　第十六章 文化变迁：从部落到超越国界 所有文化都是新和旧的混合体，考察所有文化都要注意文化变迁的问题。然而，认识文化变迁，。并不在于认识文化的变化，而在于认识文化的持续性，因为任何文化的变迁都不是完全任意的，文化变迁存在着一个选择过程，即不管该文化变迁的因素是内部原因还是外来影响，该文化本身具有拒绝或接受影响的力量。这种文化选择尤其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人类学影片《特罗布里恩德的板球：一种对殖民主义的巧妙回应》表现了特罗布里恩德的岛民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英式板球，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运动的场面。 文化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人类学在文化变迁上关注的重点。显然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变迁有内部的动力。卡尔·海德举了一个游戏，来说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游戏是这样的，十几个人，第一个人低声向另一个人说一句话，然后依次传递，最后这句话传到第一个人耳里，肯定已经变了样。这个游戏形象地说明了信息是如何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改变的。但问题是，人类学家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其他文化隔离的文化群体，近年的研究发现，许多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贸易网络，这意味着即使以前认为是"隔离"的社会，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纯"文化。因此，文化变迁的原因必须再寻找外部的原因。很显然，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人类学有一个传播学派在文化的传播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 有一种文化变迁的现象，被人类学家所特别的关注，即"复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s)，例如"弥赛亚"运动(messianic movements)，1889年美国内达华州的"鬼舞"(The Ghost Dance)。Anthony F oC oWallace将"复兴运动"定义为："由社会成员所组织的，自觉建构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文化的努力。" 现在，人类学在文化变迁上的关注重点转向跨越国界的研究。

　　第十七章 世界上的人类学 人类学在三个方面做出过贡献，卡尔·海德将这三个方面表示为"人类学行动的三个圈子"(Three Circles of Anthropological Action)。 第一个圈子是对人类学的学科贡献，人类学研究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促进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第二个圈子是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的贡献，卡尔·海德认为，至少从马克思吸收摩尔根的思想以来，人类学对其他学科就具有了影响;第三个圈子是对学术界之外世界的影响，在这方面，玛格丽特·米德的成就最为巨大，她促成了人类学的"平民化"，现在，许多普通人使用着人类学的术语而不自觉，就是人类学对普通人影响的证明。 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是现代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这包括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和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文化在诸如艾滋病和妇女更年期等疾病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灵魂之屋：透视柬埔寨人的医疗保健》(House of Spirit: Perspectives on Cambodian Health Care)是一部可供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片子，它反映了柬埔寨传统的医学观点，同时也表现了在美柬埔寨难民是如何回应美国的医学的。发展人类学研究则强调在经济发展时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 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投身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人类学的发展也肯定会摆脱相对孤立的小型社会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上都会出现巨大的创新机会，这是卡尔·海德对人类学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