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影像

导读：安定明 张伟明

　　一 当摄像机和电影技术成为可能，电影工作者就在寻觅拍摄对象。

　　不同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舞蹈就成了很好的拍摄对象。有记载表明，这些人从千里迢迢之外被带到欧洲进行展览。探险者和人类学家跑到国外对澳洲土著人，美洲土著居民及其它原居民进行拍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于1922年，罗伯特·佛莱贺提(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发行后，极获公众好评。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可称为纪录片的经典之作。而人类学家对在研究中使用电影技术方面，显得要滞后一些。F· 博厄斯(Franz Boa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拍摄过英属哥伦比亚的Kwakwaka'wakw(Kwakiut)的素材片(footage)，但直到格利高力·贝特森(Gregoryo Bates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o Mead)在1936-1939年对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做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研究时, 影像才被真正运用到重大人类学研究当中。二人拍摄的素材片剪辑后成为供大家观赏的纪录片，是作为研究性质的民族志素材片提升为人类学电影的范例。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人类学片才开始被剪辑并进行发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随着让·鲁什(Jean Rouch)的影视作品的出现 ，法国人类学片的制作进入新的时期;伴随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的作品的问世，美国人类学片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制作新时期。1958年，马绍尔的《猎手》(Hunter)的出世开创了美国人类学影视制作的多产期。本书涉及的影片包括早期的人类学片如J·马绍尔的《苦瓜》(Bitter Melons)见第五章及鲁什(J Rouch)的《猎狮人》(The Lion Hunters)见第十五章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位角度与本土性更强的影片，如越南影片《如何处世》(How to Behave)，见第七章。多年来，人类学片引发了不少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影片反映文化的真实性。当人类学与影片结合时，如果人类学的科学要求与电影的美学要求发生冲突，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电影要重科学而牺牲美学。

　　人类学片分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剪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就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们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东西，越久越珍贵。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人类学片的本质。人类学片的本质是另外一种民族志的形式。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类型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而人类学片则直接显示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环境，观看影片的观众需要做的只是在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下理解该片所要揭示的主题。

　　但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志是有相通性的。这就是说，人类学片和文本民族志一样，它们都在尽可能地反映人类学者所认为的真实的田野工作环境，这就意味着人类学片把真实性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而为什么要追求真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原因有一点，那就是在人类学的传统中，民族志一直是作为人类学家建构理论的资料基础而存在的。资料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真实性。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人类学家偏爱人类学的素材片了。因为人类学素材片保留了田野工作环境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我们应当越过把民族志仅仅视作人类学家的资料库的狭窄视野，而应当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志。前面已经说过，民族志要尽可能地反映人类学者所认为的真实的田野工作环境。问题就出在这里，民族志是一种相对的真实，也就是说，民族志所反映的真实受人类学者的理论视野、田野经验和情感历程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是田野工作的必然，尽管人类学者一直在尽量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恰恰是这种限制突破了民族志作为一种单纯的资料库的性质，使得民族志成为一种既反映了田野工作环境的相对真实，又反映了人类学家的理论视野、田野经验和情感历程的作品，这种作品将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民族志的另一种类型，正如前所述，人类学片也具有将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质，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共享"的思想就反映了人类学界对人类学片的这种思考。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卡尔·海德的这本著作《观看人类学：通过电影的文化人类学》。该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专题为章节，在阐述人类学的理论的同时，配有专题性的人类学影片，以做到在理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的同时观看人类学影片，在研究人类学影片的同时理解文化人类学，作者的目标是试图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影片提供的资料互为参照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