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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但是那个时代的歌声却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那个时代的歌声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生动记录；劳动人民在他们的歌声中唱出了我国亿万劳动者寻求解放的伟大理想。
从我们党建立杠色政权起，根据地的人民一直不曾停止过歌唱。因而红色歌谣——革命的人民的战歌，就一直流传在人民中间。解放以后，年老的一辈从他们所熟悉的这些歌谣中，回忆起巳经过去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青年一辈从这些歌声中了解到父辈所走过的艰苦历程，认识到革命果实来得是多么不易。因此可以说，革命歌谣是我国从老年到少年一切人的革命教科书。
一、革命歌谣是阶极斗争的武器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中都曾产生过大量的政治歌谣，而这种政治歌谣在不同环境中曾经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一切先进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无不在自己的革命行动中利用歌谣这种形式，以达到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的目的。这种例子在中国有，外国也有。就我俩现在所能读到的，近代史上的太平夭国革命运动、捻军、义和团等农民革命运动中，就曾产生过很多这样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无产阶极的革命斗争中，革命镇袖马克思和思格斯也曾屡次运用革命的民间歌谣进行阶级斗争，驳斥自己的论敌，打击革命的敌人。马克思和思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最先看到了革命的无产阶极的诗歌的巨大意义，并且给这些作品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多次论述了革命的政治歌谣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这些精辟的论述至今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恩格斯特别指出了革命歌谣的讽刺性和叛逆精精神，认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坚定的政治信念。他在他的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过一首南德意志民歌《人民自卫团》[1]，他说：“这段付歌总括了‘推护帝国宪法大起义’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洞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僧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2]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过《马赛曲》；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便产生了《国际歌》。《国际歌》代替了《马,赛曲》，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照列宁的话说，“一个有党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3]
在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起了革命号角的作用，成为党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1931年中央苏区出版的《革命歌谣选集》(《青年实话》丛书之一)[4]④《代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33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太拔的妇女山歌队，突击了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妇女突击队，亦突击了七个队员加入红军。因为她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
群众用山歌宣传党的政策和鼓动完成党的任务，是当时的传统。据记载，军队和干部常常和群众开联欢晚会，大家总是即席编唱，指名道姓，作用很大，且有凤趣。这段文字恰恰生动地描绘了革命歌谣的影响群众的力量和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也有许多歌谣本身就十分形象地描述了革命歌谣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阿哥受苦当长工，
饿肚犁田头发晕，
忽然听到革命歌，
背起锄头当红军。
由于革命歌谣表现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反映了革命的群众的政治情褚，所以它们成为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时的锐利的武器。因此，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革命歌谣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作用，号召全党全军收集、改编乃至制作革命的歌谣，教育人民自己，打击敌人。[5]
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每一首革命歌谣，几乎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都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鼓舞群众的力量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有了极为肯定的论断。他在给格·史略特的信里说：
……《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一颂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这支歌子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在今天却不应核这样去理解它。·……一般说来，过去的革命诗歌，除了《马赛曲》而外，近来很少能引起革命的印象，因为要影响群众，就应当把当时群众的偏见也反映出来。[6]
在这段极为重要的括中恩格斯指出:革命歌落胳究是为了影响群众而作的，而要影响群众，鼓舞群众和动员群众走向革命的道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群众的“偏见”(这种偏见是阶级的偏见)。革命歌谣正是这样的一种作品，它是民间歌谣宝库中最富于战斗性、最富于革命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生活在根据地的劳动人民(他们生活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掌握了和正在掌握着先进的世界观)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事业和在根据地里艇生的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讽刺和打击了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敌人。由于无产阶极——最先进的社会力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歌谣中表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情褚，也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恰如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歌谣反映了群众的“偏见”，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情精和革命行动，反映了先进的工人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先进农民的世界砚。显然，革命歌谣是最不掩饰自己的革命倾向的，亿万劳动者一听到这些刚强有力、充满信心和具有革命号召力量的歌谣，就会产生强烈的阶级共鸣，从而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革命歌谣以它的艺术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革命的标语口号、革命传单所起到的动具群众和影响群众的积极作用。
如果我们了解了革命歌谣的反映革命斗争、反映群众情褚、充当阶极斗争武器的实质，就不难理解反动派为什么严厉地禁止唱红色山歌，也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民间文艺学者为什么把革命领袖彭拜同志对革命歌谣《红心姊》的解释污蔑为借“只言片语来假托出自己宣传的主义”“是有意烘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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