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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剪窗花到旅游产业
“这幅场景，是大约20年前的样子。”西安剪纸学会会长韩靖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说：“户县是离西安市区比较近的剪纸之乡。”
户县离西安城约3小时路程，原称鄠县，处关中平原腹地，南依终南山，北临渭水，在古史传说中为有扈氏的方国所在地，“扈”、“鄠”同音，或为其地名由来，也是周秦汉唐等十二朝皇家之上林苑。关中户县剪纸的名气不下于陕北的安塞。
户县的剪纸在甘亭镇东韩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走进户县东韩村时，却全然嗅不到一丝乡村味。整村全是楼房，布局规整，风格似花园式别墅，三户人家里就有一家办农家乐的。不仅其中的厨房、卫生间或客房都配着中英文双语标识，接待的主妇甚至都能说几句简单的英文。在这里，织布、刺绣、麦秆画和农民画都是免费教习的游乐项目，剪纸当然也在此列。村民刘亚凤家即以剪纸工作室为其特色。表演起剪纸来，刘亚凤会变得很专注，三两下就剪出了个喜字来，复杂一点的如十二生肖，也用不了几分钟。作品一完成，观看的外国游客就掏钱包付钱买下了。《艺术评论》记者了解到，作品按照尺幅大小与复杂程度价格不一，也可议价。既可以买早已完成的作品，也可以现场定制特殊的纹样。
“其题材不外乎流行的抓髻娃娃、鱼戏莲、十二生肖或陕西十大怪等。”韩靖说,“经历了产业化之后，原先各个村庄独有的题材也会互相串。”他告诉记者，不仅关中的户县如此，陕北的安塞也是如此。韩靖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剪纸有兴趣，走村串户，更是跑遍了陕北延川、安塞等剪纸之乡。他说：“上世纪90年代去安塞时，坐车都不方便，在县城也几乎找不到吃饭的地方。然而这几年再去安塞，几乎就不认识了。石油、天然气发现之后，去得人多了，本地也开始搞民俗旅游的产业，剪纸艺术家的收入也多了，就从窑洞搬到社区里住。更有民间家庭艺术组合的，比如父子搭档的腰鼓队或母女搭档的剪纸表演，这些都通过当地的文化馆来表演。这种创作状态下的剪纸，形式上也没什么创新了，就是最流行的几款大批量生产，除了卖给到访的游客，也向全国的旅游景点批发，薄利多销，赚几块钱也好的。在这种创作形式下，他们在旅游旺季向游客做现场表演，在淡季则还是种地，该干嘛就干嘛。” 植根于淳朴的农耕文化、用意在于“祈福”或“吉祥”的剪纸手艺，何以越来越“功利化”?旬邑县文化馆副馆长文为群对于“剪花娘子”库淑兰晚年的一段评价或可令人一窥其中关节，他说：“她也从另外一些人的行径中，深深地感到上当受骗。一些颇具身份的人利用关系，不厌其烦地多次讨要她的剪纸，并不负责任地表态、许愿;更有一些社会上的混混，颠三倒四地诓骗老太婆，使她防不胜防，以致对谁都不放心，对任何人的来访都不分对象、不讲形式地大肆哭穷，张口要房子、要钱。她学会了讨价还价，甚至有些狡黠。” 当乡村变得越来越城市化，原本植根于农耕文化的民俗艺术创作也面临着危机。剪纸艺术，在今日被称为“活化石”，或许不仅指其古老的渊源，更指其在社会经济巨变下变得脆弱的生命力。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教师吕胜中谈及女性与剪纸的关系时表示：“从女性的童年开始，老年人就把剪纸织绣作为训育女子全面教养的必修课之一。一开始先是临摹较为简单的传统花样。把剪纸用水贴到一张纸上，用油灯的烟薰出样来，就可以付上几张红纸，描红式地剪出来。接着就不用薰样，大相用笔或指甲划一划，便可剪得和范本大差不离。这样的锻炼掌握了一些传统的手法，应付一般的民事风气，已不成问题。但有些不满足于照本宣科的能人，便试图扔掉范本，自己出新花样来。先是剪一些单独的形象，逐渐练习组织大规模复杂的画面，终而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 陕西黄土高原之民自古以来都是居住在窑洞里的。剪纸则是这些居住在窑洞里的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的传统民间活动，在当年这一不识字的群体中，呈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状态。她们从小就开始跟妈妈奶奶和农村的巧手学着铰窗花，学着用灯薰窗花底样，后来成为铰花巧手，一把剪刀铰到老，生命终止时才是艺术活动的终结。传统的剪纸技艺和古老的民俗就是这样一代代相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其中关于古代仪式与原始宗教信仰的线索则越来越躲进隐秘的阴影。在陕西，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用五彩缤纷的剪纸美化窑洞，窑里窑外贴满剪纸，贴在窑窗上的叫窗花，贴在门上的叫门花，贴在窑里炕窑的叫炕窑花、炕围花，贴在窑顶上的叫窑顶花，还有箱柜花、粮囤花、纸缸花、灯笼花。遇到结婚喜日，新房里贴喜花，门楣上贴吊帘花，馈送的礼品上贴礼花，祝寿时寿礼上要贴寿花。陕西的妇女既是铰花的能手，又是绣花的巧手，绣花时先用纸剪出花样贴在布上，再依样刺绣。兜肚上绣兜肚花，枕头两头绣枕顶花，还有针扎花、鞋花、鞋垫花等等。正因为陕北剪纸的风格继承的是古老的原始艺术传统，论者咸以其古拙质朴、粗犷奔放、单纯明快，大胆的夸张和自由的装饰为美。
当下的中国剪纸，除了遭遇产业化而慢慢走向工艺品(或旅游纪念品)市场的民间剪纸，另有专业剪纸艺人和当代艺术家所共同参与的当代剪纸。事实上，从剪纸艺术本身来说，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民间剪纸和现代剪纸是当今客观存在的。因社会结构和社会人的身份的变化，民间剪纸与现代剪纸是其发展中必然呈现的一种话语象征。无论民间剪纸无可奈何地走向失传，而成为“活化石”，还是现代剪纸的发展崛起，都是中国剪纸从民间民俗走向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必然趋势。对此，不少民俗研究者都认为，传统艺术一定是传统民俗的产物，而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贴门神的习惯，过去的门神有能驱邪避鬼的力量，而今相信它的人很少了，贴门神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现在市场上的剪纸，已经丢失了传统的寓意而是变为旅游产品，而那些幸而保留下来的民间传统艺术经典在人们的收藏簿中得到永恒的凝神，所以，现在艺术家对这些传统艺术的采纳不应是对原型的仿制，而是寻求它们在当代文化中的新的可能性，再现传统文化是如何在传统艺术魅力的感染中去做现代思想的表达。
自“巫医不分”至“剪花娘子”
走遍陕北的剪纸之乡，“剪花娘子”库淑兰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在剪纸艺人中她是独一无二的,这或许缘于库淑兰所创造的“剪花娘子”这一独一无二的形象和这一艺术形象产生背后的原因，以及剪纸在库淑兰这里通过一件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从手艺转向艺术创作背后的迷思。
库淑兰的剪纸风格以及剪纸内容等都是源于她的生活。
她的人生很简单，她于1920年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赤道乡王村的农户，从小跟着母亲学了剪纸，也上过几年学，是一个普通的陕北女人，勤劳并且有一双小脚。但是，她经历了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接受的婚姻生活。库淑兰的丈夫是一个传统的陕北老汉，家庭暴力是常有的事，她在丈夫那里得到的拳头比话语还多，从她1989年的作品《白菜叶叶枯地黄》中可以看到她生活的苦难。
库淑兰的生活尚有颇不能明言的一面，据说，她也在农村里偶尔扮演着“巫”的角色。古来素有“巫医不分”的说法，在农村更是保留了这一传统，凡有生病不愈者，即请来“巫”祈祷(有时候也会进行简单的治疗)。流传的说法是，1985年，库淑兰被请去看病，深夜回家时不慎跌进了一个土坑，昏迷了40多天后，她突然醒来，言称得“剪花娘子”相救，从她自创的歌谣中我们可以听到：“当我往坑里掉时，是剪花娘娘把我拖起来，娘娘让我活下来就是要我宣传她的伟大。”而当她在创作“剪花娘子”作品时，一边剪贴一边还会自己自编自唱，歌词大概是“我是神灵派来的，救苦救难的剪花娘子”，此举在当时为她赢得了同村人的尊敬。
这一现代传说中究竟有多少夸大的成分，实在很难分辨，但多少能算是一则关于艺术创作的心灵觉醒的隐喻。事实上，自此以后，库淑兰的剪纸创作中出现了自画像。照她自己的说法，剪花娘子就是她自己。“剪花娘子”这个人物造型是库淑兰晚年的主要成就，在她晚期的大部分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美丽女子，她们都有丰满而白里透红的脸颊，整齐的刘海下面都有一个胭脂记，大眼睛，樱桃小嘴，面带着微笑正视前方，五官都相对集中地置于脸中上部，这样就突出了女子脸庞的白皙丰满，头上都戴有绚丽夺目的头饰，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白嫩的手放在胸前，盘腿坐在美丽的荷花上，是个端庄美丽的女子。这就是库淑兰，或者即她心目中的“剪花娘子”。
另一方面，库淑兰的剪纸别具一格，她创造了一种新的剪纸方式，即贴花。中国传统的民间剪纸一般都是同色的剪纸，并且一般都为中国红。库淑兰的剪纸都是色彩绚丽的。在库淑兰60岁时，她被当地政府吸取到培训班练习，那时她的剪纸就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在她交上第一批作业时，那时的作品主要是简单的生活场景或者是单个的事物，但她已经开始运用贴花这种剪纸方式了。
总结“剪花娘子”的造型特征能发现：首先，“剪花娘子”的服饰造型与历史即周围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镂空艺术逐渐发展成贴花、胜、透雕等形式，出现在服饰等上面的叫做贴绣花，贴在脸上的叫贴面花。这些女子都身着高领的棉袄，这种服饰都与当地的文化以及历史上流行的服饰有关，造型、色彩、形式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出嫁时的嫁衣有极其相似之处，衣服上的装饰图案大多是花的变形，可见“剪花娘子”的服饰造型的基本原型来源于库淑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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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2-0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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