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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三号陵
如今国民的文物意识大大提高，认识到文物即宝物，只要打地底下挖掘出来的，都是好东西。无论是一枚石针，一片瓦当，破碎的陶罐或残缺的农具，统统都搜集起来，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人鉴赏。这除了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还应该归功于电视台国宝档案等一类节目和一些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普及了人们的文物意识。不过，这类节目中，有些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宝物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值不值钱。比如北京台的鉴宝节目，最后落在市场价格上，这也是吸引眼球的关键。
一
文物是宝物，宝物却不一定是文物。但是搁在几十年前，这一观念是倒置的，宝物可能是文物，文物不一定是宝物，或者肯定不是宝物。特别是那些不能搬到自家院子里，据为己有的文物。如北京的城墙是文物，但是体量太大，不能放置在博物馆，当然更无法据为己有，搁哪儿都碍手碍脚，干脆拆了修二环路，那些墙砖搭个柴火棚，垒个鸡窝什么的还有些用场。再如大型洞窟中的佛像，矗立在那里，风吹日晒，日渐褪色，倒是不碍人们什么事，但它们不是宝物，难逃被砸毁的命运。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到过龙门石窟，许多佛像的肩膀上都没有脑袋，那是反“封资修”的年代，估计砸整座佛像是一个体力活儿，光去掉脑袋既不太费劲，也表达了反对封建迷信和“破四旧”的决心。尽管是“封资修”，如果是一尊金身或玉佛，那待遇就不同了，肯定被保护起来，转移到博物馆或地库里，那不是佛爷的面子大，而是那金玉的材质魅力大。
没有到敦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在我的印象中是骗子加强盗一类的人物，他们盗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以今天的观念，他们骗走的都是好东西，大胆而狡诈，但是在百多年前，不仅是王圆箓，恐怕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傻子，想想他们拉走的什么东西啊，是一堆“废纸”，残缺不全的经卷、各种写本，上面抄写着谁都不认识的奇奇怪怪的文字。万里迢迢而来，怎么就看中了这么些陈年古董?
按照学者钱存训的说法，1907年斯坦因在藏经洞和敦煌附近拉走了七千来卷文物和写本，除了多半是佛经，还有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先秦诸子、史籍、韵书、诗赋、小说、变文、契约、历史和各种公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梵文、粟特文、波斯文、回纥文及藏文写本，另外还有家常书信，如其中有七封信是粟特商人写给他们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亲属的家信，信中述及通信的困难、商品的价格、银的兑换率和一些家常琐事(见其《书于竹帛纸卷》)。
斯坦因似乎也没有冲着财宝而来，尽管先后拉走了上万件文物，也没有因此而发财，在这些文物中纸本居多，能值几个钱?也只有放在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才有价值。据说到他去世，终身未娶，一生节俭，没有房屋，没有什么私产。当然斯坦因是有收获的，不仅写出了一大摞研究著作如《古代和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等，还换来了敦煌学开山鼻祖等各种学术声誉和显赫头衔，英国乔治五世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高级爵士爵位(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恶名)。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来理解，他是将力必多全投射在考古学和文物研究上了，所以在攫取西域文物上贪婪无比，后来竟然将不能搬动的壁画切割下来掳走，实际上就是毁坏了文物。
藏经洞的打开是在1900年，待到1907年，那方寸之地早已被翻腾过多少遍了，如果有值钱的东西早就被掳走了。假设这堆什物中有王羲之的字或吴道子的画，王圆箓再愚昧也不至于轻易脱手，哪有斯坦因的份。再说，敦煌在中国的腹地，斯坦因从哪儿出境都不易，路途遥远，又没有飞机火车可搭乘，交通工具基本就是骡马大车，四处茫茫原野或戈壁，如果碰上强人剪径是没地儿躲。我想，如果遇上强人，他们觑中的一定是洋人口袋里的钱财，而不是那一车中国的“破烂”。那时节，这样的老古董肯定比今天容易寻觅，也相对好搜集(估计造假也没有今天那么猖獗)。也没听说有什么歹人潜入莫高窟盗宝。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写穿越小说，会编出敦煌盗宝记这样的故事来，在这样的故事中，莫高窟周围一定有城管巡逻，甚至有武警把守。但那时，藏经洞只有王圆箓一人把守，他外出时，一扇木门和一把铁锁，仅此而已。
据说王圆箓还是有一些眼光的，或者说有些嗅觉，感觉到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可能有价值，当然，所谓有价值也是指文物价值，不是宝物价值，如果是宝物，他早就秘而不宣，拿去换银子了，省得到处化缘来盖他的道观太清宫了。他曾向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通报了数次，得到的答复是就地保管。这中间，有一位道台，还对比了王圆箓呈上的写本，认为那上面的书法不如自家的写得好，关注的是其书法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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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3年03月25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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