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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是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着的。由于它批判地描写现实，所以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界充满了不同流派的矛盾和斗争。十九世纪初叶，与文学界的进步浪漫主义与反动浪漫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流派相适应，民间文学界也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民间文学观。十二月党人作家们的关心民间文学，与茹可夫斯基等反动浪漫派的关心民间文学，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丘赫尔柏凯过：“祖先的信仰、祖国的风习、编年史、民间歌谣和诗篇——这都是我国文学的最优秀、最纯洁、最正确的源泉。”显然，十二月党人诗人们看重民间文学，是受到了民间文学中的爱自由精神和英雄格调的激发；而茹可夫斯基等反动浪漫主义诗人在自己的诗篇里运用民间作品的主题和情节，是为了把俄罗斯古代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理想化和神圣化。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被镇压之后，“文学的民族性”的争论愈益尖锐化了，几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中心问题。民族性的问题是同民间口头创作不可分割的。这个时期的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激烈的、延续一时的论争中去，并且在这场论战中表现出他们对民间创作的浓厚兴趣。
普希金是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代表者。普希金不但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广泛地接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再现了民间文学中的若干主题与形象，而且亲自记录和搜集过大批的民间作品，对民间创作问题也发表过一些可贵的见解。
普希金很早就对民间创作发生了兴趣，在童年时代他就听了乳母阿琳娜·罗迭奥诺夫娜讲的故事，在米哈依洛夫斯克皇村时，接触到了十八世纪的木版画、吉尔沙·达尼洛夫编的《俄罗斯古代诗歌集》、秋尔科夫的民歌集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及其失败，使普希金对民间创作的本质有了正确的理解；普希金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普希金认为，民间文学是人民的民族自觉、人民的生活的反映，他曾经记录过人民反抗沙皇、反抗农奴制、渴望自由的民歌与故事，尤其是关于斯杰潘·拉辛的歌谣。普希金指出过俄罗斯民间的婚礼歌里充满了悲伤的情稠，这是俄罗斯妇女的悲苦命运的反映。[1]普希金对民族性问题持有同“官方民族性”理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不是尊崇正统和专制政体，低声下气地归顺和屈从，而是创造的意志、求生存和求自由的斗争。[2]普希金认为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基础。他在《论古典主义的诗和浪漫主义的诗》(1825年)中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当它们的天才们出现之前便有民间诗歌。他们沿着已经铺平了的道路发展：阿里奥斯托的《奥尔兰托》之前便有了诗篇，戴·维加和卡尔德伦之前便有了悲剧。”1834年，他又重复和发展了这个论断：“用伟大作品表现了人类的那些不朽天才们出现之前，诗歌就存在，这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伟大的文学。那些天才们是追随了已经明显的足迹的。”[3]他认为文学只有同民间文学紧密地联系着，才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他不止一次呼吁青年作家学习民间诗歌。
据符·达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普希金在同他交谈时，十分赞赏俄罗斯民间文学的诗意的表现力。普希金说：“民间故事总归是民间故事，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指当时的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引者)是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如同民间故事里所描绘的那个广袤的俄罗斯的。这可怎么办?——应当这样做：学会说俄语，即或不如民间故事中的也好……不，困难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每一句俗语中隐藏着多少美丽的东西，多少思想，多少智慧呀!简直是黄金!这是捞不到手的，捞不到的!”[4]这里把普希金对民间故事的艺术性的惊异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对于当时把法语视为高雅语言的贵族出身的作家们来说，俄罗斯人民的民歌、民间故事，乃至卖圣饼的妇女的叫卖声(“异常纯洁而又准确的语言”[5])，都是不可企及的艺术作品，而“批评家们轻视它们是毫无道理的”。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果戈里对民间创作有着深湛的见解。果戈里一生对民歌，尤其是小俄罗斯民歌保持如醉如狂的热爱，他曾抄录了五百多首各地民歌，并且写了《论小俄罗斯歌谣》的专论。他同民歌搜集者玛克西莫推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同浪漫派的看法根本不同，认为民歌是“人民的历史，生动的、鲜明的、充满色彩和真实、表现出人民全部生活的历史”。他指出：“民歌好比是往事的墓碑，岂止是墓碑而已，因为一块浮雕精细、刻有历史题铭的石头，是不能跟这些生动的、数历以往事迹的编年史相比的。就这方面来说，歌谣对于小俄罗斯包括尽了一切：是诗歌，是历史，又是祖先的墓冢。”但是“史学家不应该在它们里面寻找有关战争日期的记述，或是关于地点的说明，正确的战争报告；在这方面，很少歌谣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他认为歌谣只是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感情等。
果戈里的创作从民间创作中得到了丰富的滋养，因此也特别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无论是《狄康卡近乡夜话》还是《塔拉斯·布尔巴》，都呈现着由于吸收了民间创作而具有的生活气息和神话色彩。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俄罗斯民间文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搜集者，如基列耶夫斯基、斯涅吉辽夫、萨哈洛夫、杰列申柯、达里等。基列耶夫斯基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特别热心搜集宗教诗，把搜集工作当作他们立论的根据。他的《俄罗斯民歌》所采取的蝙辑方法，与当时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浪漫派的方法(以威廉·格林为代表)是不同的，他力求恢复民歌的真面目。但是，他为自己提出了一条衡量民歌的美学意义及其历史价值的标准：民间文学具有相对的古代性，凡民间文学中出现的新现象，都证明民间文学遭到了破坏。一句话，他们迷醉于复古。这正是斯拉夫派对待民间创作的态度。斯涅吉辽夫、萨哈洛夫都是“官方民族性”的坚决捍卫者。他们在民间文艺学中又是“移植”论的代表人物，斯涅吉辽夫把在他看来一切与俄罗斯性格及其在仪式与诗歌中的表现不符的现象，萨哈洛夫把一切与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本质”相抵触的现象，都说成是移植来的，搬来的。尽管他们的观点是同进步的观点相对立的，但他们所搜集的材料却是极为宝贵的。1841年，别林斯基曾就萨哈洛夫的集子写了一篇关于民间诗歌的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萨哈洛夫和斯涅吉辽夫的评价都很高，而且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缺陷，指出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社会观点，与他们所搜集的材料比较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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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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