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新时代的需要而创造着新东西”，是表现性图案的一个核心思想所在。雷圭元在《近今法兰西图案运动》中生动而详尽地解释道：“那商业和工业的竞争，而使图案家的心手跟着亦起来呼应着动的、机械的构成，产生了无数新的线条，新的色彩。”体现所谓“新时代的需要而创造着新东西”的图案艺术，就是具有“产生了无数新的线条，新的色彩”的视觉形式。具体而言，即在相关设计中，艺术家进行有如文字图案元素、几何图案元素和绘画图案元素的借鉴和创造，共同构成了“表现性图案”的重要内涵。这在20世纪前期我国的艺术期刊装帧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为我国的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形成自己的风格艺术语言，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借鉴和探索的经验。

　　关于“表现性图案”的命题，其主要学术来源之一，是20世纪前期中国工艺美术界对于“表现派美术工艺”的讨论和实践。1929年陈之佛撰写《现代表现派之美术工艺》，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八号，系统介绍欧洲的艺术设计新潮，包括德国的“包豪斯”的设计，这是中国较早介绍“包豪斯”的文章。所谓“表现派美术工艺”，其中涉及有关“表现性图案”的内容，反映了当时西方现代艺术对于中国艺术界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现代艺术对于中国工艺美术界以及相关艺术设计的影响。在上海大众书局1949年3月再版的孙蔚民《中西图案画法》中，也曾经有“表现派图案”之说。

　　在中国早期艺术期刊的装帧设计历程之中，设计者对于表现性图案的运用，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其图案的象征性属性。其表现为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主题的象征语境。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积淀，为表现性图案的运用和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构思和表达的空间。

　　在20世纪前期的文化期刊装帧设计中，设计者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十分注重。如《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六号封面装饰画，用类似中国民间木雕画的形式，线条稚拙、浑厚，形象夸张，描绘一棵果树下两只慈祥对称而立的绵羊，象征一种吉祥的涵义。庞薰琹在设计《诗篇》月刊杂志的封面时，利用当时铅印用色的局限，进行传统山水景物的简化造型，从中提炼出虚幻空灵的象征意味。张光宇曾经对于《万象》杂志第三期的封面图案作过如此的分析：“这一期的封面《虫鱼鸟兽图》……用的是那几张染色的图案，更是鲜艳可爱，封面全幅的取意，是说明中国人用虫鱼鸟兽等形状巧妙地组成吉祥图案，对宇宙万物，随处祝福，中国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下，科学与民主，救亡与图存，逐渐演化为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进步主题。这些现实的主题思想，也被艺术家注入到当时表现性图案的寓意之中。1924年，林徽因为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设计装饰图案。图案的主体是一座钟楼，四面敞开的楼台悬挂着大钟。钟楼下有泛波的水面，天空中有两只白鸽在飞翔。远处的水边有一排树林，一轮红日正从树林后冉冉升起。《晨报》编者在“编后”的《感谢》中写道：“全部图案可以代表四个要素：一，正义;二，光明;三，平和;四，永久。”中国美术会于193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美术会季刊》创刊号，其封面装帧由蒋兆和担任设计。其中人物和动物的组合造型，象征着中国在救亡图强的历史境遇中奋起而腾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1月出版的《美术杂志》创刊号，其封面图版设计运用了独特的人体造型象征着“新生”。

　　随着新兴的都市文化的兴起，通俗化的流行时尚与新生的视觉文化发生密切的关联。期刊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商品，其封面装帧如同其他种类的商品的外观包装设计，花样趋于繁多起来，极力追求所谓“震撼性”和“醒目性”的流行时尚。“美女图案”正是这一流行时尚的产物。上海大众书局1949年3月再版的孙蔚民《中西图案画法》，其中“绘画图案”的代表形象之一是近代中国商业美术流行着的“美女”图案，体现了趋时务新的社会时尚。杭州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12月出版《美育杂志》第二期，其中插图装帧中的绘画图案，即以类似的时尚妇女造型为代表。

　　在20世纪前期的文化期刊装帧设计中，设计者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十分注重。利用我国传统书法装帧书衣，是我国20世纪装帧设计中所独有的一种特色。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叶圣陶、郭沫若、周作人、魏建功、郑振铎等都不止一次地以书法装饰书衣。一颗红色名章更使书面活了起来。这种形式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于1923年所译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封面，其中图案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云纹造型元素。北新书局于1926年6月发行的鲁迅《心的探险》封面中，鲁迅选用以六朝墓门画像砖为代表的图案执行，构成作为装帧的民族性特色。在相关的艺术期刊装帧设计中，美术家更是注意这些传统文化的图案元素。《东方杂志》、《万象》杂志等封面装帧即是突出的个案。设计者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美术中的彩陶纹样、瓦当纹样、画像砖纹样、帛画纹样、古代壁画等素材，体现期刊装帧设计的古朴风格。《东方杂志》的装帧设计作为20世纪中国早期重要的期刊装帧代表作品，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系十六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在当时影响很大。自1925年至1930年，陈之佛应约为其第22卷至第27卷进行装帧设计，“陈之佛根据杂志内容，在装帧设计上力求做到既表现出民族风格又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封面设计中，陈之佛以中国汉代画像砖中的人物、车马以及鸟类图形的素材组织成装饰画;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三号的封面设计中，艺术家又用类似我国民间漆金画的形式，在黑底上用假金色绘画。在一个图案方框内的圆形中，绘着嫦娥倚着一头鹿在相思大地人间的情景，具有别开生面的艺术意境;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七号的封面设计中，作者又用类似中国传统木刻版画中的阴刻版画形式加以表现。《万象》杂志的封面设计，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倾向。“单就一张封面图案，就可以领略到张光宇向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靠拢的倾向，从色彩，构图、人物造型到点、线、面的布局和组织，分别吸收了民间壁画、帛画、版画、画像石等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在对于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元素的吸收之中，还有对于中国传统厅堂布局及用具的造型因素的表现，如1929年《美周》杂志(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期间刊物)第二期封面中的装帧图案运用以及对于中国传统花卉写意风格造型的运用，如1947年成都出版的《艺苑》创刊号, 封面设计中的绘画图案表现运用齐白石近作的画面。

　　在众多成功的书籍装帧设计者中间，陈之佛的相关设计理论值得关注。他十分注重图案的民族传统，并在理论上多次进行阐述。他在《图案ABC》中指出：“研究古代的作品，只在装饰模样的历史的知识上着想，还是不足的，应该研究过去的作品中所包含的诸原则，人类和图案的关系，一种图案与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理想，究竟在怎样条件之下才产生的，关于这等的研究，是最切要，而且也是最有益的。就是研究装饰的外貌，也比较还是在何时代或者何种原因要施装饰这等问题紧要些。然古代的作品，固然大都可以使我们有深强的感想，但是其中也有无价值的。对于这点，须得仔细辨别。”

　　中国早期艺术期刊封面设计中的民族性强调，表明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心理的继承和创造，而表现性图案的运用，说明这种艺术样式所传递的民族精神，正是其表现性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文化底蕴。通过早期艺术期刊装帧为代表的图案设计，其留给后世的视觉经验，不仅是象征性图形经验和时尚性的样式趋势，更为宝贵的是民族性精神的形式探索。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现代视觉传达的设计语言，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图案设计中的民族性特征。而其中的重点，无疑是对于本土与外来融合的设计创意的关注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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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3-18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