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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举一个常见的错误。在许多原典、研究的汉译(例如罗念生《酒神的伴侣》译文)以及中文论著中，萨提尔(Satyr)均被翻译或解释为羊人。萨提尔与狂女(maenads)、西勒诺斯(Silenos)一样，都是狄奥尼索斯的著名伴侣。在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瓶画中它常常被描绘为饮酒、舞蹈的形象，外形上兼具马与人的特征，阳具勃起。直到希腊化时期才逐渐出现了下肢与羊相似的萨提尔形象。因此，认定萨提尔是羊足并据此将其译为羊人，严格说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一理解属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的过时观点，其背后潜藏的动机是将悲剧(tragodia 山羊歌)与萨提尔的羊人形象相联系，进而从这一角度建立悲剧起源与狄奥尼索斯祭仪的关系。根据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对萨提尔的描述可知，他坚定地认为萨提尔是羊足，尽管他在写给好友Erwin Rohde的信中也承认，这一观点——正如维拉默维茨所批评的那样——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参其1872年7月16日至Rohde信，KSB 4, 23f.)。二十世纪以来，大量图像材料的研究一方面证实羊足的萨提尔是晚起的形象，另一方面，经过Burkert经典论文“希腊悲剧与牺牲仪式”(“Greek Tragedy and Sacrificial Ritual”，载《希腊、罗马、拜占庭研究》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966年夏季刊)对古代史料的澄清，在当代的悲剧与仪式研究中，悲剧作为山羊歌与羊人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山羊歌与山羊献祭的可能关联所取代。
为了更好地把握希腊文化，至少为了能在译文与论著中避免上述失误，汉语学界有必要重视对希腊宗教相关原始文献及西文研究的引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自己的希腊宗教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相关原始文献并非指圣书。希腊多神教与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差异即在于，它并无《旧约》、《新约》这类神圣文本，而具有更为突出的口传特征。但这绝不意味着文本证据的缺乏，因为我们拥有保存在石块与金属之上的大量铭文：这其中不仅有神圣历法、神谕以及颂诗等体现城邦宗教的文本，还包括源自秘仪的“俄尔甫斯”金箔。我们不妨直接利用西方学者对上述铭文的整理与校订，例如关于希腊神圣法的多种资料萃编。
不过，要真正改善中国希腊宗教的研究现状，我们的工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译介原始文献及西文研究上，还必须着眼于专业建制的改革。按照笔者的构想，作为一门具有历史-考据语文学及社会科学双重导向的文化科学，宗教学一方面可以尝试设置希腊罗马宗教硕士及博士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在社会学、人类学的必要训练之外，还需加强与古典学、考古学、艺术史、印度学及古东方学等相关专业的合作。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希腊宗教？或许通过笔者简短的说明，读者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无论如何，缺乏希腊宗教的基础知识，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希腊。对正逐步推进古典研究的汉语学界而言，重视并建立希腊宗教方向就显得尤其急迫。否则，汉语世界对希腊文化的接受就难免陷入“执酒神杖者多，巴库斯信徒则少”的窘境。
在日常生活之外，宗教也处处得到哲学与诗的反映。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他不仅常常谈及普通公民形形色色的日常宗教实践——诸如厄琉西斯秘仪和“俄尔甫斯入会者”举行的净化仪式，并且建构了自身以灵魂转世学说和创世神话为根基的宗教理论。柏拉图与宗教的关联在希腊哲学家中并非特例：更早的前苏哲学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根据Karl Meuli、E. R. Dodds以及Walter Burkert一系的解读，这一团体早期实质上是一个宗教组织。而之后Iamblichos、Proklos等新柏拉图主义者更是试图从哲学上为秘仪辩护。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构成了我们解读希腊哲学文本不可或缺的背景。
就悲剧而言，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宣称它源于酒神颂时，他实际暗示了其仪式起源。抛开起源不论，即使是在经典时期的希腊，发展成熟的悲剧演出仍旧是雅典城邦公共的狄奥尼索斯祭仪庆典的一部分。尽管就悲剧是否具有仪式性本质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反仪式主义者”却从不否认悲剧当中充斥着宗教元素，例如关于牺牲的诸种隐喻。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埃斯库罗斯如何通过若干捕猎、打鱼的特定语汇来描绘阿伽门农之死，从而影射一种以人为祭品的败坏的牺牲。
希腊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除了这里谈到的哲学与悲剧，无论是图像与造型艺术、历史写作，还是早期的科学萌芽，均与宗教紧密相系。因此，脱离了对宗教维度的考察，针对希腊社会及文化生活任一领域的研究都将是不完整的。同时，当我们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的现代效应史时，也需要将宗教纳入视域。因为对希腊宗教不同面向的接受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人对希腊文化的理解，并且与不同文学流派及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我们看到，随着希腊热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再度兴起，体现在奥林匹斯宗教当中的静穆与单纯被温克尔曼视为希腊文化的根本。与之相应，奥林匹斯诸神在古典主义诗歌例如席勒的《希腊诸神》(Die Gtter Griechenlands)中频频显现。另一边，浪漫主义神话学则建构了奥林匹斯神与属地神的对立，在这一传统之下，对于属地神的崇拜作为原初的宗教形态被赋予了优先地位。与对前荷马时代属地祭仪的关注相伴随，荷尔德林的诗篇《饼与酒》(Brot und Wein)以及《斯图加特》(Stutgard)展示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重新发现。随后，尼采一方面从宗教史的视域出发将阿波罗/狄奥尼索斯的对立与结合还原为奥林匹斯神/属地神的区分，另一方面又将狄奥尼索斯秘仪中神的撕裂与重生和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哲学相结合，并由之发展出一种肯定性的价值体系。
汉语学界近年来焕发了对希腊的热情。在“言必称希腊”的热潮当中，伴随原始文献以及西文研究的翻译出版，中国学者也推出了相当数量的注疏与专著。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希腊宗教却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既表现为相关出版物的匮乏，也在高校的学科建制上有所反映。就出版而言，原始文献的中译仅局限于史诗及少量神话典籍，而研究的引介则停留在哈瑞生(Jane Harrison)及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国人自己的专著更是寥寥无几。就建制而言，国内设立宗教系的高校并不多见，且教学及研究多针对道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至今鲜活的宗教形态，至今并无一所相关机构设置了希腊罗马宗教方向。据笔者了解，国内从事古代宗教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历史系任职，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专业共同体。这一状况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希腊罗马宗教业已死亡，与社会科学导向的宗教学专业对于现实性的要求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中国学者受到了基督教视域过于强烈的影响。当他们先在地将宗教概念奠定在对基督教的理解之上时，自然很难将希腊人对诸神的崇拜视为一种典型的宗教。这种对希腊宗教的忽视导致了中国学者对古代文本理解的偏差，并直接体现在翻译以及原创性的注释、论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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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12-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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