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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如果说信仰了上帝两千年的西方人对上帝死了多少还有些伤感的话，那么不知上帝为何物的中国人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所谓。近代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可以说是与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亦步亦趋，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反映了现代性对中国思想的改造和支配。中国近代思想者除了有宗教倾向的学者或宗教学者外，一般都对宗教持比较否定的态度，早期思想家如康、梁、严复等人还有所肯定，“五四”一代则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不管是早期还是后来的思想家，对宗教情感几乎都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说，也许宗教还有些用，主要在道德上，但基本是与科学相违背的迷信。他们对宗教的否定，与西方最激进的反宗教思想完全一致。
从表面上看，康有为对宗教是基本肯定的。他从年轻时起就将孔子之道理解为与其他宗教一样的宗教，到了晚年更是主张定孔教为国教，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但是，他对宗教的理解更偏重于传统的“教化”之“教”，而非西方“宗教”之“教”;只看到宗教可以用来收拾世道人心，而没有看到宗教乃出于人内心的需要，实际是把宗教看作致治的工具。“太古尚鬼，则神教为尊，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要人道神道，其为教人民则一也。孔子者，以人道为教，而亦兼存鬼神。譬如君主有立宪专制之异，神道之教主独尊，如专制之君主焉。人道之教主不尊，如立宪之君主焉。”这段话将他的现代性立场表露无遗。他主张的人道教和孔德的人道教一样，都是后启蒙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是孔德还着眼于人宗教情感的需要，而康有为的人道教可说纯粹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谭嗣同本人崇佛，甚至认为地球之教可以合为佛教。但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他也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宗教，包括佛教：“虽佛威神力，终无能使彼知日。”“佛与众生，同一不增不灭之量。”他并且根据进化论的思想来理解宗教，认为在太古洪荒时代，无教主也无君主;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即三皇五帝时代，产生了教主和君主;将来人类还会进化到同奉同一教主和人人都为教主的时代，最终会达到无教的极致。很显然，谭嗣同基本是以社会学的眼光来理解宗教的。虽然他把“慈悲”和“灵魂”说成是宗教的普遍“公理”，但却没有看到宗教在人灵魂中的根基。在他看来，宗教的产生是“皆缘民生自有动必静、倦而思息之性，得迎其机而利导之”。
梁启超对宗教的理解比康、谭要复杂，但却也是典型现代性的立场。他承认宗教以“爱”为基础，“以起信为本”。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但“以起信为第一义”就不能怀疑，所以“宗教与迷信常相为缘故。一有迷信，则真理必掩于半面，迷信相续，则人智遂不可得进，世运遂不可得进。故言学术者不得不与迷信为敌，敌迷信则不得不并其所缘之宗教而敌之，故一国之中，不可无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无摧坏宗教之人”。梁启超也从进化论出发，认为宗教只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的阶段，必为第二的阶段的科学所取代。“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这是他晚年对宗教的定论。
虽然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任公也认为宗教是麻醉剂，但那并不是宗教的全部。他并不认为宗教是由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力感到恐怖无力和绝望的产物，而是认为宗教是“情感的产物”、“完全是情感的”，而且是一种白热的情感，“人类所以进化，就只靠这种白热度情感发出来的事业。这种白热度情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宗教”。宗教有益于道德教化，所以它的作用“完全是积极的”，宗教是“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事物”。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看，“可说宗教是一件极幼稚、野蛮，极不合理，极妨害进步，极破坏规律的东西，我们应该极力扑灭他”。但从情感的方面讲，宗教又是合理的。梁启超在这里有点像康德，对宗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但笼统谈情感，而不谈宗教是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同样是让人自己充当上帝，从而否定了宗教超越人的本质。
严复对宗教的态度，要比康、谭、梁更为深刻。最初他对宗教起源的理解采纳的是流行意见，认为宗教是人类未开化的产物：“盖民智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也。”但到了翻译《原富》之时，对宗教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故教之精义，起于有所不可知。然而人处两间，日与化接，虽不得其联，而知其必有宰制之者，于是教宗之事兴焉。教宗者，所以合天人之交，通幽明之故，以达于死生之变者也。”严复并不认为宗教独有真理，但对近代以来西方人以科学名义反对宗教不以为然：“今夫教之为物，与学绝殊。学以理明，而教由信起，又不必与理合也……乃三百年以还，其中无实虚诬之言，在在为科学所发覆。逮至法人革命，急进者乃悍然取全体而弃之，则当时势力之衰，入于人心之浅，可想见已……夫由是而言，则五洲宗教，一涉于神灵默示之说，固无所谓其独真，而其道犹绵延不坠者，正在与人为善一言而已。”
严复深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所以虽然认为宗教与科学各有其目的和对象，但却和大多数现代学者一样，认为在当今世界，宗教的意义仅仅在于其有利于道德，并且即便如此，也是一时的，宗教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但终究要被历史淘汰：“虽其始也，皆有一节之用，一时之功，洎平群演盖高，则常为进步之沮力。”直到辛亥后，他才改变这一看法：“虽然学术日隆，所必消者特迷信耳，而真宗教则俨然不动。然宗教必与人道相终始者也。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存，则宗教终不废。学术之所以穷，即宗教之所由起，宗教可以日玄而无由废。”但以未知者的存在来解释宗教的存在，终究是把宗教理解为知的需要，这恰是典型的现代性思想。
章太炎激烈反对一切有神论，当然也就坚决反对有神的宗教，说：“宗教至鄙。”“学术申，宗教绌。”完全是启蒙的腔调。但他另一方面又想以唯识为宗，建立无神的宗教。在他看来，宗教“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宗教虽超居物外，而必期于利益众生。”然宗教不必有神，因为根据唯识之教，神我不异，依自不依他，故没有必要设一个超越的神。既然外部世界本非实有，宗教也就不以把握宇宙奥秘为目的。说到底，宗教是因人类道德需要而生：“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镕之世也。”尽管章太炎吸收很多佛学的资源，但他的宗教思想仍是一种现代性立场，归根结底，宗教是手段，必须以是否有益于生民为衡准。它不是出于我们生命的要求，而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辛亥、“五四”一代人，对宗教的理解就比上一代人更为粗陋和简单，也更唯物(肯定宗教的学者有，但始终处于边缘，没有太大影响)。他们的宗教观与英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者相似，宗教就是迷信加恐惧，是专制政治的工具：“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政府是也。”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宗教之素者，鬼神也;其味，迷信也;其性，虚伪也。以重科学、凭公理之社会主义较，何啻霄壤之别。”宗教与革命和科学势不两立：“有宗教，则革命不得普及;欲普及革命，不得不反对宗教。有宗教，则科学不得发达;欲发达科学，不得不反对宗教。故反对宗教，一以普及革命，一以发达科学，诚对于社会之急务矣。”虽然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从未成为主流，影响也不大，但它对宗教的看法却并不仅仅限于它本身。
国民党理论家朱执信坚决反对宗教，他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是精神的鸦片，“现在人人晓得肉体上不应该受鸦片的诱惑，还不晓得精神上也会受精神的鸦片的诱惑。”只有从对神和上帝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得到人的解放。他根本不相信宗教对于人生会有什么价值，相反，它只能使社会无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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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3-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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