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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奋起，求学扶桑不改初志
钟敬文曾先后在广州、杭州、桂林、香港、北京等地任教。
1928年，一心沉浸在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招来横祸：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掺杂“猥亵”内容，解除了他中山大学的教职。
但钟敬文并未就此消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刘大白得知后，慨然相助，将其介绍到杭州工作。钟敬文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学术事业第一个黄金时期。
西子湖畔的美景勾起钟敬文的诗人情怀，他笔下文思泉涌，大量优美散文小品一挥而就。1929年和1930年先后出版《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文辞静默、意蕴深远，在文坛成为闪亮新人。其散文成就，收录在其后由郁达夫编著的《新闻学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中，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与笔下绵绵不绝的诗文同时喷薄而出的，还有钟敬文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更上层楼。
1930年春，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发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钟敬文在学术上迅速成长为栋梁之材，组织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及至多年后，分隔台湾的民俗学会还一直尊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一脉为国内民俗学滥觞。
1934年，为进一步深造民俗学、文化学，他抛下教鞭，携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正是日本民俗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办了乡土研究所，发表了“日本第一部民俗学概论”，钟敬文眼界大开，如饥似渴学习日本和欧洲民俗学、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此外，他向国内学术界发表译著17篇，涉及日本民俗学发展、俄罗斯民谣、朝鲜产育迷信、法国民俗学等方面内容。
留学末期，钟敬文深思熟虑后写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首次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全新学科概念，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在时代漩涡里，钟敬文逐渐放弃了可以迅速成名的文学创作，毅然走向“冷门”的民俗学研究。
“时危抉笔赴军门，慷慨为文气薄云”，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钟敬文没有做一个躲在书斋的学者。1936年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局势严峻，此后动荡的十余年，他不得不暂停学术研究，携笔从戎投身抗战文艺创作，创作战地报告文学、编辑《新军》杂志。他陆续结识朱自清、乔冠华、柳亚子、叶圣陶、郭沫若、秦牧等文化名人，以万千豪情创作文章支持抗战。
廿年劫难，夹缝生存仍求学问
解放后，钟敬文终于得以完成心愿，回归一名纯粹学者。“不搞政治，只做学问”，钟敬文曾与老友乔冠华这样吐露心声。
在北京参加第一届人代会不久后，钟敬文进入北师大中文系工作。他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同时讲授现代新诗。讲台上的钟敬文，倜傥风流、潇洒脱俗，深受学生喜爱。1953年，钟敬文在北师大中文系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教研室，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巩固了这门新兴学科。
1950年3月，他多年夙愿得以实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担任副理事长。这一时期，他马不停蹄投身学术活动，先后主编会刊《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月刊，还编辑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等，驰骋在自己的学术世界。
然而，正当他即将迎来收获之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风肆虐，让他在此后20年的人生发生突变。
1956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受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鼓励，钟敬文本着诗人的真诚和天真，应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破浪前行》的短文，他“坡老忧时有激言”的文人气质不改，多次热心谏言。结果1958年“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便被打成“右派”，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
这场政治运动中，他被赶下大学讲台，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被实施管教劳动。半生执笔的双手，颤抖着拿起笤帚清扫落叶、垃圾。之后的“文革”，他成为屡次被批斗、被抄家的对象，被下放到干校劳改，甚至外界一度传来钟敬文已经死去的传闻……
劫复一劫，磨难不断，这20年里，钟敬文身心饱受摧残，但他意志不曾消沉。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聊以自慰：“笤帚一枝横直扫，耙子有时兼举。荆刺钩衣，山坡滑脚，稍会樵童趣。一天活了，笑看黄日西注。”
钟敬文在这雪虐风饕的20年里，仍苦心耕耘。他在艰苦环境中，推进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拓荒工作，先后撰写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几篇文章，开始梳理我国古代文献中，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资料。他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意志，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狭长地带“挥了几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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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2013年3月16日A10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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