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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代医学命名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性疾病，并不是从母亲这里才有的。把时间拉长，如同性恋那样，这些实际上是伴随人类固始的一种生存状态。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欲的膨胀、自我表达的细腻、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泛滥，被笼统称之为精神病的诸种疾病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也愈来愈年轻化。
此前，对众多的精神性疾病及其患者，我没有丝毫兴趣。反而，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受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影响，也受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影响，我觉得“疯子”才是正常的。我对这类疾病的在意，完全是因为母亲异样的状态越来越频繁之后。换言之，是因为母亲的苦难，我才注意到这些疾病，是希望母亲能恢复正常，我才尝试了解这些疾病。
疾病与苦难总是与宗教相连。很多宗教的产生、传播都是从直接宣称能拯救个体的苦难或承担个体的苦难开始的。直到今天，这都是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基督救国论者为之欢呼的，官方为之头疼的表象上势头颇旺的基督新教如此，天主教也是如此。明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多少表现出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尊重以及因地制宜地走上层的“知识传教”策略。不仅在外表上扮演“西儒”的角色，还认真地进行过“合儒”、“补儒”以及“附儒”的努力，并希望以此实现“化儒”、“超儒”的终极目标。 这样，不但在中国成功度化了徐光启等身居高位的少数士大夫、儒生，天主教还在晚明宫廷、南明小朝廷、甚至攻下北京后短暂存在的李自成集团中，都有着影响。因为利玛窦等人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相时而动的传教策略，虽然有儒生责难，有传教士内部的分歧，可并没有发生过后来有的，也是被罗马教廷责难并大加渲染的“教难”，而是直接将在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挣扎的作为“两头蛇”的个体的道德日常困境交付给了程度不一的接受天主教的中国儒生们。在人生的某个节点，这些人必须在忠孝牌坊、谥号与十字架、天主与爱妾之间抉择，从而不时地甚至反复地陷入“两头蛇”的生存窘境。
与此整体取向不同，在当下怀着不同动机和目的的传教者中，也不乏有人将其度化目标指向高学历群体，但绝大多数传教者（外来的与本土的）还是延续鸦片战争以来的对抗传统，忽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生命力、整合力，将其自信的宗教力直接面向生活在世界中的个体。既非化“儒”、超“儒”，亦非合“儒”、补“儒”，而是忽视与基督文明有着本质不同的中华文明传统，直接想将他们眼中迷途的羔羊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区隔出来，还偏颇地将中国规划现代化历程中的所有弊端归结为信仰的缺失，尤其是基督信仰的缺失，将基督徒先天地定位为品德高尚、高人一等的“优等人种”。这些不免有些夜郎自大式的傲慢，使得基督救国论者欢呼和官方诧异的突飞猛进的基督信徒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
明代的“两头蛇”们在中国人—皇帝的臣民与宗教人—天主教民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是兼容的。他们从不质疑自己东方人、大明子民的这个身份归属、文化定位，他们要直面的是在生活现场儒教与天主教博弈时的道德窘境。与此不同，当下背景复杂，被不同势力裹挟的以都市家庭教会为代表的“两头蛇”们，首先要在“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做出选择，忽视在中国这个具有特色和传统的现代型国家政体下存身的基本事实与具体情境。这种首先出于意识形态的取态，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至少政治意涵远大于宗教意涵，使得不少似乎自信的宣称自己是神的仆人的教徒们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都出现与平等、博爱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巨大反差。
身居高位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得病后并未能因“我主耶稣基督”而度过其身体的痛苦，而是因自古欧洲就有的放血疗法，放血过多而死。 换言之，一直指责别的信仰都是迷信，愚昧，未开化的，得不到救赎并“需要”帮助与拯救，否则就消灭之的基督教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吊诡：它不能解决个体器官性的疾病，虽然指向的是个体精神层面的困境，却也同样无助于解决精神方面的疾病，反而可能会造成诸如尼采那样，在不停痛苦地与上帝对话后，绝望的疯病。事实上，确有基督徒朋友一直主动地、义务地替母亲祷告，但这对于母亲病情的缓解没有丝毫助益，它安慰的仅仅是我这个焦灼的儿子。对他们的感激正如同我对特意提及倒痰的丁教授的感激一样，皆出于真挚的友情。
客观地讲，虽然我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并长期观察和研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 ，但我的宗教归属或许应该归于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的范畴。在面对母亲疾病时，我这个熟悉巫医、乡土宗教，集儿子、宗教研究者和民俗研习者多重身份、角色于一身却无所适从的个体焦灼万分。其实，我对鬼神等超自然力的质疑，最初是源自幼时父母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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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3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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