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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病难道与外祖母的病史有关？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这也只是一种可能。大姨年轻时，在经历过很多家庭的不幸后，也曾心智失常过一阵。但在外祖父他们的精心呵护下，最终还是恢复了正常。晚年的大姨如同没有得过病一样，精明异常，是远近有名的能干人。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们姐弟都在外上学时，每年农忙大姨都会放下自己家中的活计，前来帮助母亲。虽然大姨有过类似的病史，但那正如外祖母对世道的诅咒一样，主要是人生的苦难和社会的灾难造成的。母亲是吃了不少苦，但无论是她劳作的当初，还是脱离土地的近十年，除了辛劳，她并未经历大的人生变故与起伏。
如果不是遗传病史，也不是意外的精神刺激，在我这个如今虽然在城市工作却一直未脱离乡土从事民俗学研习的人的知识范围内，自然想到了阳宅阴宅，也就是风水的问题。
因为在我出生并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部分时间的那个叫做“槐树地”的地方，方圆二十里范围内在80年代，没有哪家像我们家那样，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先后都考上了职业学校，吃上了“皇粮”，另一个也在城里谋到了“差事”。于是，远近的乡邻都曾有人暗地里找过风水先生看过风水，说依山傍水的槐树地是一块白鹤展翅的风水宝地，而最好的那个点就是我们家所在的位置。在祖父祖母过世后，一贯不相信“封建迷信”并大胆破旧树新的父母，只是按照惯例将祖父祖母埋在了祖传坟地，也被数个远来的阴阳先生说成是祖父祖母的坟葬得好，会保佑儿孙发达。因为风水好，所以这家出了很多人。这种附会与传闻，也使原本多少有些不平的乡邻们内心多多少少获得了些平衡。以至于当父母打算离开老家进城照看毛毛时，就有远近乡亲想买我们的旧宅。可是，母亲近两三年的抑郁症状和不时发作的完全不能自控的精神分裂与歇斯底里症状，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乡亲们一度津津乐道的风水。老宅的风水真的好？
老家得名槐树地与槐树有关，但与现下各家房前屋后稀稀拉拉的细小槐树并无关系。以之来命地名的槐树早已不见了踪影，连槐树具体所在地都众说纷纭。关于岳姓宗族的群体记忆不仅是断裂的，而且是残缺不全的。传闻在这里生活的先祖是清初从陕西迁过来的，因为明末清初连续不断的战火使槐树地附近都了无人烟。如同同期的大多数地方一样，在文革中，岳姓族谱被烧毁，承载着家族群体记忆的坟头石碑也无一块存留，要么被用去修桥补路，要么就用来修了塘堰、茅坑，或用作洗衣石等。如今，经历了文革的父亲这一辈人已经没有人能说清岳姓在当地的变迁史。停留在父辈记忆中的，尤其是父亲记忆中的，只是屋后垂直距离百多米高的山脊上的大柏树。因为在父亲被造反派追杀而逃命时，这些枝冠相连的大柏树时常是父亲的藏身之地。后来，这几棵大柏树也成了刀下鬼。这样，槐树地这个地方仅仅是个地名，和与人相依为命的树关联甚少了。
当因为母亲的病而重新回想这些年老家人的命运时，心头时常涌上一种不祥之感。2009年，自小在一个院子长大的一位族弟，意外地患上肺癌，2010年夏日不治身亡。而他的兄长，至今都让我不时思念的儿时玩伴，也是被老少邻里都夸奖的一个好小伙，1990年参军后不到半年，在实战演习撤防时意外身亡，当时他年仅18岁。2008年9月初，在我去香港的前一天，在北京什刹海一家酒店打工的刚满20岁的同院的隔房侄子因救掉进排污池的工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最终给他定义为“见义勇为”的热血青年，但对于家乡人而言，这样不是寿终正寝而是因突发事故死在外的同样是“横死”与“夭亡”。
就在儿时生活的那个大院子，类似横死的长辈也不少。1952年，大伯父就是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了“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上甘岭战役。本已过继给三祖父的父亲就是因大伯父的意外死亡，才重新回到了祖父祖母身边，成为了独子。1960年，从快要坍塌的老厅房中拆取木头，两个隔房的伯父因墙体倒塌而命归黄泉。
算一算，60年来，与我出生的院子相关联的横死的男丁已经6个。对于家乡人而言，一个人意外死亡是非常不吉利的，不得埋入祖坟。2010年，那个因肺癌而过世的族弟就因此被草草地安埋在了远离阳宅，也远离祖传坟地的荒山野岭中的乱石沟里。这两年，两个年轻男性的死亡再次引起了邻居们对风水的关注与热议。自然，与20年前这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同，这次基本是对这个地方风水的怀疑。去年，母亲从医院出来后，就与父亲一道回到了她熟悉的槐树地老家。如住院前一样，母亲的状况还是时好时坏。以至于2011年4月下旬，母亲再次住进了医院。虽然，父亲与远离故乡的我通话时，经常告知邻里对他们的关照，但我却无从知晓，在面对其一直羡慕也妒忌的母亲的现状时，邻居们是怎么在想，私下里会嘀咕些什么？事实上，对于病前，包括眼下病状没有发作时都对邻居乐善好施的母亲，对于长时间都相信住在风水最好也是全村最能吃苦的母亲，邻居们肯定不会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如此，邻居们的困惑不解绝对不亚于我这个在异乡时时牵挂母亲的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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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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