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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鲁王》的文本类型 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从民间搜集到的史诗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现场录音文本、加工整理文本和手抄本。现场录音文本指通过科学的田野作业得到的，具体某一次在实际语境下演述的文本。史诗《亚鲁王》的搜集面世，同样面临着采取什么类型的抉择。加工整理文本是指搜集整理者将异文汇编、加工、修改、调序过的文本，就是我们所说的综合本。手抄本是指有本民族文字的艺人为了便于记忆等原因，用本民族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亚鲁王》流传的苗族地区原来没有文字，因此，没有由歌师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手抄本。
《亚鲁王》这一史诗具有“树状”的特点。其流传地区的苗族内部有许多小的支系，这些支系传说是从一个总的根源分化而来的，因此，该地区的苗族历史就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一根主干，其末端分化出许多枝丫。与此对应，史诗《亚鲁王》的前部分演述总的根源，这部分好似大树的主干。但在实际的演述中，当演述到各个支系的繁衍与迁徙时，每个演唱者就只演述属于自己这个支系的情况，有时也演述比较接近本支系的支系情况，但都不会完整地演述所有支系的情况。因此，怎样巧妙地将各个支系的演述人的演述综合起来，形成一棵完整的史诗“大树”，呈现出史诗的全貌，展现出南方史诗的叙事特点，也就成了《亚鲁王》搜集整理时所要重点考虑的。
以往的综合本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本对演唱的语境关注不够。虽然有一些文本的前言或后记里也论及这些史诗是在什么场合下演唱的，但由于不是某次演述的具体记录，也就无法呈现具体的演述过程。因此，《亚鲁王》的文本还是应该以某一个演述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这样才能充分还原演唱的场域。同时，应采用与以往综合本不同的文本方式，要巧妙地加入其他演述，即在某些节点告诉读者另一个演唱者在此省略或增加了什么内容，或者内容上在此一环节有什么不同。
其实，综合本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整理者是否对这种综合过程进行了说明与交代，学者之所以对这种综合本产生一种恐惧，认为它不可靠，不能作为研究之用，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综合本的形成过程，是完全来自民间还是添加了自己的创作。如果以某个演唱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再以一种新的方式“综合”其他演唱者的内容，可能就能比较好地呈现《亚鲁王》的叙事特点，同时也能解决以往综合本的一些缺陷。
深入挖掘《亚鲁王》黎盛翔（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
现在，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已经问世，但以后的工作量还很大，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贵州省文化厅非常重视《亚鲁王》的保护抢救工作，在前期工作中，给予紫云县录音、录像、照相等设备支持，《亚鲁王》列入省级名录以后，财政上还解决了《亚鲁王》的保护专项经费。在新的一年和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亚鲁王》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2012年，我们计划做两件事：一是举办一期培训班，组织《亚鲁王》流布地区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歌师调查和史诗记录翻译整理的技术培训，全面推进贵州省《亚鲁王》流布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调查亚鲁王子辈、孙辈的征战史，厘清《亚鲁王》的脉络支系和传承谱系，丰富和完善现有成果的内容，争取出版史诗的第二部、第三部；摸清《亚鲁王》的传承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促进《亚鲁王》的保护传承。二是利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这一出版成果，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深入开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研究工作。
（2月21日，《亚鲁王》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民协主办。本版图片由徐岫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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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2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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