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亚鲁王》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民间口头文学调查活动，并不断有新的收获。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可估量。
苗族人关于亚鲁王的传说，广泛流传在其聚居地。在其他地区多以故事、传说和短诗的形式传唱，唯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2000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使工作力度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来看，在数百“东郎”（歌师）的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都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的难点之一。
《格萨尔》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诗歌也有手抄本。《亚鲁王》为苗族史诗，却既无文字，也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的内容各异，或传唱中各自发挥的水平所限，致使流传的“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说来，该书的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直至今天，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时代”差不多久远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还“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会因此而增添分量。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也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峰的见证，令人叹为观止，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亚鲁王》的抢救传承前景 余未人（中国民协顾问）
《亚鲁王》传承的特点决定了它生存的极度艰难。
《亚鲁王》在民间的流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一个文字的抄本，它实实在在地以“非物质”的状态在苗族人的口口相传中存在数千年。它不是人人都能学，也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唱诵，更不是大众都会的。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天赋、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
《亚鲁王》的一大特色是它不仅在送灵仪式上唱诵，而且要与仪式的各个步骤紧密结合，引领仪式的进程。何时出殡，决定于《亚鲁王》何时唱毕。东郎如果没有唱完《亚鲁王》，是不得举行出殡仪式的。《亚鲁王》的唱诵在仪式上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这是其显著的特色，也恰恰是许多传统史诗所不具备的。
而当下的现实是，积淀厚重的东郎大多年过古稀，渐渐被边缘化；葬礼上出现了汉族地区主持葬礼的道士先生，道士的意志得到尊崇。这样，东郎们在仪式开始之前必须思量，自己的唱诵该如何在道士设定的“大限”之前结束。因而原先要唱数晚的《亚鲁王》史诗，如今大多只唱一夜甚至三四个小时。史诗的唱诵变得越来越粗糙、简略、缺少细节。
要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山寨田间的搜集，文字、音像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201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是《亚鲁王》的第一部，而亚鲁王的子辈、孙辈的征战史还需要下苦功夫搜集。粗略估计，大约能够整理出三四部。
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做的工作外，当下，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非遗”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紫云县都在探索和研究《亚鲁王》史诗搜集、发掘、研究、传承的下一步工作。在已有的工作团队中，东郎陈兴华和青年知识分子杨正江是杰出代表。现在急需的，是各级领导的决心和科学的工作方法。2009年以来，紫云县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需要突破县域，在更大范围内做普查、搜集工作。如果能够把《亚鲁王》余下几部都搜集起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
希望能够在三五年内，培养一批热爱苗族文化、会用苗文来记录史诗的人才。有人才，这项工作就能得以持续有效的推进；没有人才，只能是纸上谈兵。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在21世纪，期待《亚鲁王》的抢救、传承能够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局面，为中国和人类的文化宝库增辉。
关于收集整理方法论的思考 李云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以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为中心的麻山苗族地区传承的英雄史诗《亚鲁王》能得到发掘、收集、整理，是苗族的幸事，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更是苗族的幸事。但是，《亚鲁王》的真面目尚未全部揭开，仍有很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做。
苗族是无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因此，苗语也就成为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的唯一载体。要调查、收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首先要懂得苗语或者懂得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可以极其准确地记录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懂得苗语则可以进行准确地编译、调查、收集。如果调查者既是懂苗语的人，又是语言学田野调查者，那么，他所调查、收集、整理、编译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就会有极高的价值。所以，必要时，可对《亚鲁王》的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培训。
贵州麻山地区的苗语主要属苗语川黔滇方言，对《亚鲁王》进行收集、整理时，也可依据国家创制的以贵州省毕节大南山苗语为标准音的川黔滇苗文系统作适当的增损。依据川黔滇苗文系统，不是仿照，更不是相似套用，必须根据当地苗语的实际语音来确定。初期对《亚鲁王》进行的记录、整理就犯了相似套用的毛病，成了只有整理者才懂的符号。在《亚鲁王》的主干部分出版之前，尽管我们试图完全解决相似套用的问题，但是否如愿，仍有待对已出版文本作考察。所以，必要时，可对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进一步的苗文培训。
如果不能根据当地苗语的语音对川黔滇苗文方案作适当的增损来记录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那么，最准确记录苗语的方式就是用国际音标标记，如果还不行，则可以根据录音、录像将苗语直接翻译成汉语。这样至少还能对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所蕴涵的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内容进行研究。而最好的版本是，苗文、国际音标、汉文对照直译及汉文意译，将来有条件还可增加其他文种直译及意译。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277期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