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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格萨尔王》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和叙事诗蕴藏丰富的国度，各民族创造了很多靠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格萨尔王》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从18世纪起，青海蒙古族学者松巴堪布?伊喜巴拉珠尔就对《格萨尔王传》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王》也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地滞后。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是贾芝提出来的，也是他坚持实践了数十年的工作宗旨。可在几十年前，这并不是人人都能达成的共识，就连民间文学专业的学者和领导也有以不懂民族文字等为由，拒绝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史诗《格萨尔王》仅限于古籍及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全面的搜集和抢救还未开始。1956年2月， 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老舍先生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蒙古族《格斯尔汗传》和藏族《格萨尔》两部重要史诗的搜集、整理问题，并介绍说《格萨尔王》最初只有4部，后来发展到24部，并仍在民间流传。《民间文学》1956年第3期就刊登了老舍先生的报告全文，并在编后记中明确：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一切民间文学爱好者，都应当为实现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号召和建议而加倍努力。” 从此，《格萨尔王》开始引起国内的普遍关注。
贾芝回忆起45年来《格萨尔王》发掘整理的过程，从青海发现史诗《格萨尔王》百余种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到编印并出版汉译本《格萨尔王》最精彩的部分《霍岭大战》上卷，从他派专人赴青海协助和指导发掘抢救工作到他本人亲自带领团队赴大漠，上高原，探访史诗说唱艺人“仲堪、仲巴”们(意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
在挖掘和整理过程中，贾芝发现，说唱艺人是史诗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参加集体创作的作者，他们也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四方流浪，到处演唱，以卖唱和乞讨为生，是他们使《格萨尔王》至今还活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让人不得不焦急的是，说唱史诗的民间艺人正在一个个地老去，如不抓紧抢救，这些诗史就会像历史上曾存在过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默默地消亡。贾老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惋惜说：“有一位扎巴老人，他能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短短几年已录音25部(998盘磁带)，我去访问他时，他随着蒙古族艺人萨布拉的四胡演唱《格萨尔王》，吐字明亮、表情丰富多变，与故事琴声融为了一体。我惊喜万分，以为找到了《格萨尔王》民间演唱艺人的范本。可遗憾的是，在我听完他演唱《格萨尔王》不久，却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人亡歌息，这位老人将他的那部史诗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
任务繁重，形势逼人，贾芝心急如焚，想法设法和同事们加速挖掘抢救的工作。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民间文学成为一个重灾区！民族文化遗产，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竟被视为“大毒草”，一概被打翻在地，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被斥为“裴多菲俱乐部”活动。贾芝感慨地说：“那时，史诗《格萨尔王》和演唱、收集它的民间艺人们，曾是我的不幸的伴侣，我们同时挨斗、患难与共；《格萨尔王》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统统化为灰烬。同事徐国琼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手中的国宝秘密转移，埋藏地下。”
记者翻开贾老的日记，写到1973年1月30日，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贾芝放心不下，写信询问并嘱托徐国琼：“《格萨尔王》以后还会搞的，你们过去搜集到的那些资料不知下落如何？”徐国琼很是振奋和欣慰，多年之后仍对贾芝说：“乌云未消，你居然敢说《格萨尔王》以后还会搞的。”
1976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大地回春，《格萨尔王》却迟迟未能平反。“1978年5月，徐国琼同志写信给我，请我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为《格萨尔王》冤案平反。6月24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声讨‘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为给《格萨尔王》平反大声疾呼。”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贾芝觉得像《格萨尔王》一样自己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贾芝对三大史诗的研究，始终怀着一种崇高的民族责任感，他告诉记者：“三大史诗都在中国，我们工作的成果和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远不匹配，如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对我国美术工作者来说像一把刀子扎心一样，三大史诗的研究首先在外国兴起，也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心上。我们要拔掉这把刀子，要在学术研究上赶超前人、赶超国外。”
1985年2月，贾芝带着三部史诗踏上征程，参加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他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尤其重点介绍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还特别介绍了民间艺人还在民间演唱这些史诗的情况。他以众多鲜活的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大地辉煌的史诗传统，使得“中国无史诗”的论调从此失去市场，世界学者为之一振。
“但是，我们在有限的资料中，尽管整理出了1600余万字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这些民间艺人的神奇是无法破解的，《格萨尔王》定本约有80部，85岁的艺人桑珠竟然能说唱63部，至今已经录音了54部，计2000多小时磁带；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青海果洛艺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120部。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诗；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计20多万诗行。”
这些年来，尽管他本人已经没有精力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任务，但令贾芝欣慰的是，《格萨尔王》一再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许多学者和地方文化部门不断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成果，如同《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格萨尔学”也建立了起来。在三大史诗的研究中，围绕《格萨尔王》研究的主题，业已召开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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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网-中国新闻网 2013-02-0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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