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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1万年前后，珠江流域同其他大江大河流域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文化遗存，像天上的繁星，遍布珠江流域，据统计，在云南有300多处，广西有900多处，广东有500多处，在贵州境内也有不少，全流域大约有2000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独具特色，并基本形成了系统，构成了珠江流域独特风格的史前文化。
在广西境内，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这些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上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人类的特点，表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进行发掘，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将该遗址第二、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址命名为“顶蛳山文化”，时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七、八千年。这些遗址出土了大批石斧、石锛、石凿、石锤、石网坠等石器，蚌刀、骨锛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同时，在隆安、扶绥、南宁市郊等地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大石铲遗址。另外，还发现大批铜鼓、铜钺、铜钟、铜剑等青铜器和斧、锄、刀、剑、戈、矛、镞、铲、刮等铁制工具，是2000－3000年前的文化遗物，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将广西现代壮族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甑皮岩人、昙石山人、河宕人进行比较，指出甑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额宽、垂直颅面指数、面角、眶指数、鼻指数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属中眶型、阔鼻型，这意味着现代壮族很可能有甑皮岩人血统。壮族在头长、头长高指数、头宽高指数、颧宽、上面高、鼻根指数等项更接近于较甑皮岩人晚的河宕人，体现了这种渊源关系。而自甑皮岩人往前追溯，甑皮岩人在接近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阔鼻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突颌型的齿槽面角等方面，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恰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继承关系表明了生活在广西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另外，李富强、朱芳武在对柳江人等古人类骨骼及现代壮族活体测量获得大量数据并进行分析比较后也指出：“现代壮族在其体质形成过程中，与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某些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
另外，在甑皮岩洞穴遗址和其他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侗语民族至今仍沿用的捡骨葬（二次葬）基本相同，其他许多生活习俗也与壮侗语民族相同、相近，这些都说明今天的壮侗语民族与这些古人类的承袭关系。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这些古人类（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
总之，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资料表明，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再到青铜时代，地方特点、民族特点突出，而且前后相因，脉络清楚，一脉相承。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其他地区是十分少见的。
另外，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历史学考察，居住在华南珠江流域的壮侗语民族及其先民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近现代，都没有发生过整体性的迁移，至少是他们中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都生活在这一区域。壮侗语民族是稻作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和旱作民族不同的是，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守土性强，不轻易背井离乡的品格。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说的：“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黏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且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岭南文化的起源，曾昭旋先生指出：“总结上述，可知岭南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是自成一中心，有光辉的历史，起于当地，源远流长，与黄河、长江流域各文化中心相比，互有长短。本人在题赠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贺辞说：‘炎黄文化，从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即是此意。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促进了我国逐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有朋友称我们是‘文化的地理学派’，本人是承认的”。［3］
曾昭旋先生认为，因当时的越人分布于长江和中原，交通频繁，汉代“越人歌”今天还可用壮语译出，［4］即说明越族古代是有大致相近的语言的。岭南地区曾属吴，广州建有南武城，越灭吴，曾修南武城进行外贸。楚灭越，岭南才入楚，建有楚亭，并因岭南有犀角、象牙、明珠等宝货引起秦始皇的入侵。苦战三年，伏尸流血数十万，主将尉屠睢被杀。使秦始皇终生“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反映蒙古游牧民族和南方丛林的越族，均与中原为敌的事实。“秦亡后，赵陀和辑百越，王93年，这是汉、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使岭南文化来一次飞跃发展，也是越文化汉化的开始，今天的岭南文化，即以此汉化的南越文化为基底”。［5］曾昭旋先生认为，南越文化还表现在语言方面，即虽经过2000年的汉化，但语法和词汇在广州、潮汕、海南方言仍有南越特征（如倒装语法、地名等）的残留。在边远地区，古代越族的椎髻、穿裙等风俗仍有保留，如吕田本地汉人每被误认为“少数民族”。［6］曾昭旋先生说，汉代杨雄《方言》中屡提及“南楚之南”的方言，表示已是和楚方言不同的语言了。“南楚之南”指的就是岭南越人地区。“今天称为台语，或称为‘壮侗语族’。即广州白话、壮话、傣话同一语源，今天广州话数目字如一、二、三、四……仍和云南傣语相同，即为一例。如南楚称美为‘娃’（见《说文》），白话即为‘威’（今称‘威水’）；《方言》称：‘南楚谓眄曰睇’，‘睇’亦白话；又称：‘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僖（上吉下室），音‘ｐｏｋ’，即广州话‘博’（今称农民为‘博佬’）；又称‘抱’（加草字头），‘南楚人谓鸡抱’，今白话称‘抱鸡仔’；‘搴’，《说文》称：“拔取也”南楚语”，今广州话仍称“揭”；“振”（加竹字头），《方言》：“南楚谓之肖（加竹字头）。”从文法上，古越语亦与汉语不同。“番禺”按越语为“村咸”译成汉语为“咸村”。即多用倒装语法。如汉语称“人客”、“公鸡”、“干菜”，在广州语反过来称：“客人”、“鸡公”、“菜干”等等。广州话和壮话相似，啱（合适）、（即一块）、歪（即不正）、呖（能干）、郁（移动）、谂（即想）、（最后）都通壮语。
三、壮族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从人口的变化看壮族经济
秦汉以前自主发展阶段——秦汉以后在国家的统一治理下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阶段。
关于人口。人口较少民族史书上未见记载，一般只记载壮族和汉族的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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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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