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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与家人在一起。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钟敬文（后排中）与艾青、黄药眠、梅兰芳、胡风、冯雪峰等合影。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钟敬文自选集
■核心提示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冲击下成长的一代，钟敬文把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2002年，钟敬文逝世后不久，他的老朋友黄苗子撰文这样追忆他：钟敬文是一个渊静潇洒、温良恭俭的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可以用“五四之子、民俗之父”八个字概括他整整一个世纪的学问人生。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构想，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敬文也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把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钟敬文基本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架，陆续开拓了中国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近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民俗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对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教授、民俗学者施爱东，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刘晓春。
学界地位
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南方日报：学界有一种说法，称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如何评价钟敬文对于现代民俗学的地位和贡献？
施爱东：前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曾说：“谈起中国当代民俗学就必然要提到钟敬文，说到钟敬文就必然会想起中国现代民俗学，中国现代民俗学和钟敬文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不仅表现为钟敬文是一个杰出的民俗研究者，更表现为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民俗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一门新学科的创建，需要倡导、呼吁、经营、建构、继承、发展，乃至维护和斗争，钟先生可说参与了整个的全过程，既是开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发展时期的主要领导者、规划者，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总设计师。没有钟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民俗学，如今中国民俗学科60%以上的从业者都是钟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刘晓春：因为建设新文化、启迪民智的需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发现民间，肯定民间的价值。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乃至胡适、鲁迅、茅盾等众多著名学者、文学家都或深或浅地介入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术业专攻，顾颉刚专攻古史，刘半农的兴趣在语言学，周作人则是小品文名家，唯有钟敬文自始至终，70多年孜孜不倦地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园地默默耕耘。对于中国民俗文化，钟敬文有许多创见性的思考，一如既往地重视民间文化的搜集、记录、整理，他有清醒的学科自觉意识，致力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被国内外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南方日报：如果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滥觞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追溯这个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钟敬文的影响是怎样的？
施爱东：钟先生一生积极追求进步，虽然身居偏僻的广东乡村，却能心怀天下，一直关注和热心参与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他不仅努力写稿投稿，也以通信的方式与北方的文化精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北大教授的大举南下，钟先生被顾颉刚先生招进中山大学，从此进入了主流学术圈，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创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
刘晓春：钟敬文一直强调“五四”是他的启蒙老师，五四唤起了他的国家民族意识，引导他走向新文学及民间文学，并一直贯穿在他的思想和生活实践之中。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到钟敬文的家乡——海丰北部的公平小镇，他组织同学成立“救国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一如大多数的五四青年，钟敬文开始阅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对于新诗，尤感兴味，当时的《尝试集》、《女神》以及《湖畔》等，自然一一读过。1920年秋冬季节，钟敬文寓居广州期间，购买了一册许德邻编辑的《分类白话诗选》，非常兴奋，反复批读，时光过去70年后，钟敬文还记得该书的形状和封皮的颜色，足见新文化对钟敬文影响之深远。钟敬文还尝试用新诗的形式写作诗歌，1923年（或1924年），他还与陆安师范的另外两位同学马醒、林海秋自费印刷出版了一本名为《三朵花》的新诗集。因诗的缘由，他与当时在海丰的黄埔军校二期学员聂绀弩结下深厚友谊。
1920年代初，北大国学门印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广泛征集歌谣。此时钟敬文刚从陆安师范毕业，辗转于家乡海丰的小镇教书。1922-1926年间，钟敬文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还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自1924年起，这些资料经过钟敬文的编注，以专集、散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歌谣》周刊、《语丝》、《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等刊物。1926-1928年间，结集出版了《客音情歌集》、《疍歌》、《马来情歌》、《民间趣事》等。
南方日报：钟敬文与顾颉刚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各产生怎样的影响？
施爱东：顾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创者，钟先生最初是《歌谣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之一，并因此与顾先生建立了私人关系，顾先生来到中山大学之后，因与傅斯年一起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时，容肇祖和钟敬文成了顾先生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是由顾颉刚创立的，钟先生作为顾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好朋友，对顾先生的研究范式既有学习，也有发展，学习了他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同时加上了他自己的对于民间传说和故事的类型研究方法。
钟先生在民俗学领域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在1978年以后，他和杨成志一道，反复呼吁复建民俗学科，呼吁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后来由钟敬文先生执笔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78年），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俗称“七教授上书”，正是这份倡议书，才有了今天的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会。
通俗地说，中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是顾先生掌舵，钟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干活，到了1980年代的恢复时期，则是顾先生和容先生挂名，钟先生掌舵兼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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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2013年1月16日 A21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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