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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
五四春雷惊醒乡野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声春雷，惊醒了粤东小镇躲在阁楼中用朱笔点读《左传》、《东坡集》，学做“子曰”文的文学青年钟敬文。没有这三月惊蛰，日后便不可能有一代民俗学大师钟敬文。
青年钟敬文，自幼博览古代典籍，醉心诗词创作。满怀诗人激情的他，在“五四”的洗礼中，耽读于《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刊物。这时，不满20岁的钟敬文心存鸿鹄之志，渴望乘惊涛骇浪，展翅而飞，踏上一条迥异于以往的新的学艺路。钟敬文后来曾这样回忆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
“五四”前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表“校长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1920年冬天成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汇集了李大钊、鲁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朱自清等著名教授。1922年，北大国学门印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广泛征集歌谣。这份周刊如电光火石般，照亮了在家乡海丰小镇教书的钟敬文的人生路。
“我的这颗心儿，犹如秋江寒潮，忽而澎湃沸腾，忽而悄然沉寂。”原本内心彷徨的钟敬文，冥冥之中，走上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这成为他一生予以寄放身心之所。
钟敬文的故乡是海丰的小镇公平镇，自古民间文化鼎盛，是广东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交融之地，既有“五步一庙”的民间信仰，又有全国罕见的三个稀有剧种、风格独特的疍歌（惠东渔歌），对民间文化敏感和喜爱，自幼扎根于青年钟敬文的血脉里。接触到《歌谣》的钟敬文“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他也给未来的学艺生涯在朦胧中找到了方向。
1924年前后，钟敬文开始把自己在家乡搜集到的百余件民间歌谣、口承故事，投寄到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这些文章很快得以发表。他搜集编纂的《疍歌》，更被刘大白先生赞为“功绩不容渺视”。当这些一贯被忽视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最高学府的校刊上时，一个偏居乡野、默默无名的有志青年，开始崭露头角。
更为重要的是，因《歌谣》周刊，钟敬文开始运用古典文献与民俗学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积极参与当时热点学术讨论，与董作宾讨论《看见她》，与顾颉刚讨论《孟姜女》。而钟敬文的天赋和勤奋，打动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甘当其引路人。1927年，顾颉刚从北京南下来到中山大学任教后，便推荐钟敬文调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成为傅斯年的助教。
当时，从北大纷纷南下的教授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齐聚中大，让这里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又一中心。钟敬文满腔热忱投入组织与研究工作，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了《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推进了民俗学这门崭新学问的萌芽。
此时，这个从粤东僻壤走出的年轻学子，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意气风发地登上了中国民俗学的世纪舞台。
求学扶桑
逆境奋起困厄不改志向
遭逢困厄不改志，坚毅苦学成大器，这浓缩在民俗学大师钟敬文的学术路上。1928年，一心沉浸在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却招来横祸。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掺杂“猥亵”内容，解除了他中山大学的教职。
蒙此不白之冤，钟敬文并未就此消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刘大白得知后，慨然相助，将其介绍到杭州工作。经此一劫，钟敬文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学术事业第一个黄金时期。
西子湖畔的美景勾起钟敬文的诗人情怀，他笔下文思泉涌，大量优美散文小品挥然而就。1929年和1930年先后出版《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文辞静默、意蕴深远，在文坛成为闪亮新人。其散文成就，收录在其后由郁达夫编著的《新闻学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中，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与笔下绵绵不绝的诗文同时喷薄而出的，还有钟敬文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更上层楼。
1930年春，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发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钟敬文在学术上迅速成长为栋梁之材，组织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及至多年后，分隔台湾的民俗学会还一直尊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一脉为国内民俗学滥觞。
1934年，为进一步深造民俗学、文化学，他抛下教鞭，携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正是日本民俗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办了乡土研究所，发表了“日本第一部民俗学概论”，钟敬文眼界大开，如饥似渴学习日本和欧洲民俗学、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此外，他向国内学术界发表译著文章17篇，涉及日本民俗学发展、俄罗斯民谣、朝鲜产育迷信、法国民俗学等方面内容。
求学扶桑，让钟敬文在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几个领域钻研下去，成为其日后学术思想的几块基石。留学末期，他深思熟虑后写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首次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全新学科概念，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
“时危抉笔赴军门，慷慨为文气薄云。”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钟敬文没有做一个躲在书斋的学者。1936年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局势严峻，此后动荡的十余年，他不得不暂停学术研究，挟笔从戎投身抗战文艺创作，创作战地报告文学、编辑《新军》杂志。他陆续结识朱自清、乔冠华、柳亚子、叶圣陶、郭沫若、秦牧等文化名人，以如沸豪情创作文章支持抗战。
在时代漩涡里，钟敬文逐渐放弃了可以迅速成名的文学创作，毅然走向“冷门”的民俗学研究，他清醒地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选择了一个终身的方向——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历千辛而不辍，尝万苦而自甘。钟敬文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表现出一种“殉道精神”。他曾说：“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
“移山追日君莫笑，顽石难消一颗心”。老友俞伯平曾赠诗钟敬文，对他身上这种对学术走火入魔般的痴情感佩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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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2013年1月16日 A20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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