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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研究人类文化学问的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石。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原理性研究进行评述；对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从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理论运用、方法论和研究视点进行展望。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民俗民间体育；武术；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85；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10）05－0039－05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长河中形成、遗留下来的遗业，对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历史记忆和理论构建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繁荣发展，传统体育由原来的民间传承、经验发展走上了都市传播、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伴随着众多学科理论、方法论的运用而日臻成熟。但同时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地看到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夹缝中生存的艰辛和落魄。作为以研究人“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在除了寻求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本质（寻源、寻古）和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多样性（语言人类学）的职能之外，探究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社会人类学）和探索不同族群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之方略是其当代的重要使命。
1 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的概念、原理性研究评述
1．1 文化人类学评述
与工业化时代下以研究者“文化束缚”为依据的社会学不同的是，文化人类学以独特的跨文化和长期的历史视角为研究底座。具体地讲，文化人类学是强调“对史前史和新近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各方学者对其表述繁讼纷呈。
1．1．1 国外关于文化人类学评述
1901年美国考古学家霍姆斯在给美国国立博物馆报告中首用“文化人类学”一词，将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部分。对于人类学的分类，不同地区称谓不同。英美学派所谓的人类学是广义的，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类。欧陆学派所谓的人类学则是狭义的，相当于体质人类学，亦称文化人类学为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北美的人类学界将人类学分类成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4个分支学科。
目前，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任务是由文化人类学承担的。因此，要想确切地把握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现状，就必须一并考虑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威斯勒在《纳尔逊百科全书》中定义：民族学便是“社会生活的自然史”。即关于各民族文化的现状及其演进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目的是探讨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伦理观念、宗教、魔术、语言、艺术等制度的起源、演进及传播［1］。肯德尔·布兰查德、艾莉斯·切斯卡认为，文化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和文化行为的研究［2］。哈维兰认为，文化人类学是指专门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学分支学科［3］。拉德克利夫·布朗将社会人类学视为对文化现象进行纯归纳研究的名称［4］。《美国百科全书》中表述到，涉及到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那部分称为文化人类学［5］。卡罗尔等人认为，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学问［6］。国外学者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解和表述基本一致，突出了它的研究对象。
1．1．2 国内关于文化人类学评述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寒川恒夫来华进行学术访问，“体育人类学”被带入中国。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类似的研究成果，《礼记》、《山海经》、《史记》、《华阳国志》、《蛮书》、《百夷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诸藩志》等等，这些文献典籍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本土资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各方学者围绕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和研究任务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林惠祥是我国较早涉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原始文化即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的科学［1］。蒋立松等人强调了文化人类学对研究、理解人类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探讨人类文化本质的学科价值［7］。中国较早从事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胡小明先生认为，此学科是一门研究人类（族群）及其文化的学科［8］。席焕久则认为，文化人类学是以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过程，比较各民族、国家、部族、地区和区域文化，借以发现文化的普同性和个别的文化模式为任务［5］。
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行为背后文化的一门学问，以人类文化的现状、变迁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凸显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往往着重于寻古、语言描述、语言历史以及人们观念和实践方面的研究。
1．2 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的“原理性”评述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体育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异曲同工，体育人类学往往依赖人类学4个领域的方法来划分的。1985年布兰查德和切斯卡在《竞技人类学》专著中认为，体育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为基础。20世纪中叶，寒川恒夫在《体育人类学研究》、《21世纪的传统体育活动》、《相扑运动的人类学研究》和《体育人类学——教养的作用》等论著中，将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研究对象、范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描述和阐释，为亚洲体育人类的开展夯实了基础。
我国的胡小明教授在1998年《人类学与体育研究》一文中，对体育人类学进行了分层阐述。他在文中详细地破解了体育所属的范畴，研究体育的人类学方法论等问题［9］。后来胡先生相继在《体育人类学的兴起》和《体育人类学概论》等论文、著作中对文化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的相关问题给予了新解。他认为体育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极佳结合点，是桥梁性的学科［10］。卢元镇先生充分认同这一点：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体育人类学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11］。
1999年，胡小明教授在出版《体育人类学》中强调，体育人类学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主干，阐述了研究对象以及如何以人类学中的野外考察法、人体测量法、考古法以及整体论、文化相对论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来研究体育。该专著堪称中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此后，胡教授于2003年撰文《拓展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理论空间》，认为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两种学说应引人注目［12］，体现了独到的学科视阈。
此外，《论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体育与人类学》和《论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等等成果，或从应用人类学，或从文化人类学，或从体质人类学，或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进行了理论注脚，使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趋于明朗。但毕竟中国体育人类学起步较晚，仍处于“童年期”，还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和呵护。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研究进展
2．1 民俗民间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
文化人类学特定的视角是“他者的文化”，是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美国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在比较不同民族文化时说：“我们一直在逐条对比我们的文明与萨摩亚人的文明，以便从这种对比中获得某些启迪，来改善我们的教育制度。［13］”这一研究线条，得到了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者的认可。
康天成从文化学视野把竞技与健身运动分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竞技属天真指令，而“为健康进行的运动与锻炼”是一个科学指令，两者不是“高”与“低”的问题，唯有不同的是追求的境界和价值不同。他形象地举例认为，竞技运动与艺术追求都是美，它们同属于天真文化指令，而健身运动与医学更相近，同为科学指令［14］。显然，他看到了人类在不同时代所创造的人体运动文化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需要。由此说，东西方体育项目的成功与否，必须考虑到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环境因素。因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经济类型决定着体育的特质，而体育只能在具体文化中被创造出来，不可能超越本身的文化而独活。
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认为，传统体育是有一定社会功能的，但它们的产生是以环境为产生前提，以生产为基础，以军事为纽带，以风俗为平台，以宗教文化为基石。这为我国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理论来源。刘嘉丽认为，体育与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育既成为战争的形式，也成为战争的准备；可以直接导致战争，也可以缓解战争的冲突［15］。钟海明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一文提出，民风民俗是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平台，如“丢花包”、“苦扎扎”和“阿昌刀”等体育项目体现了傣族、哈尼族和阿昌族对婚姻的态度［16］。张新定等人认为，黎族传统体育源于宗教信仰，如“敬祖舞”、“打鹿舞”、“打柴舞”等，是作为一种求神拜祖的祭祀仪式和活动而创作的［17］。此外，还有诸多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生产劳动”、“战争”、“图腾信仰”和“性选择”等起源说及其与地域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分层解读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有社会、健身、交流和娱乐功能与教育、修身和审美价值。如《傣族传统体育的水文化特征探源》、《回族“踏脚”的起源》、《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体质人类学分析》、《人类学视野中彝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从狩猎文化看黎族》和《种族繁衍文化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广西邕宁抢花炮民俗调查》等等。
当然，民族项目如同其它传统文化，其发展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大特征。它们受不同时期诸多文化的渗透、杂糅而成的，存在特定的功能和价值。这一点，卢元镇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给予了求解，他认为竞技与人种差异、环境适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等方面休戚相关，并提出竞技是保持了人类自身生物优势、抵抗自身退化的重要手段，竞技运动连接着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11］。
2．1．1 民俗民间体育“传统”和“现代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
每个民族文化是靠本民族居民所习得的，是由许多看起来分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是以一定符号为基础，并为本民族所共享。21世纪是文化集成、文化交融的时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东西文化交流的加剧，使各种文化现象奇光异彩、目不暇接，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抵抑。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成为头等大事。
面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和挑战，传统体育的“传统”与“现代”之关系问题成为目前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历史命题。何亮等人从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整体观的角度主张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大会的民运会研究，既要抛弃民族中心主义的阴霾，尊重每一种文化的独特价值，又要把他们放在整体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下去看待［18］。只有把体育放在整体文化结构中理解、观察，其运作功能和体育价值才不至于发生偏差。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民族文化要复兴、要发展，必须把握它的发展规律，了解背后隐藏的内部史因和外部环境。饶远等人从文化学的视阈下研究了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的内部和外部文化动因，强调充分发展民族体育的竞技、娱乐、艺术和健身等特性，借助各种大众传播、文化条件和体育环境大力倡导和开展民族体育运动，加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19］。钟海明认为，西南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创新必须与学校、全面健身运动和区域经济结合起来［16］。诸如此类的成果还有《传统文化对中国体育战略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等等。著者们一致主张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既不要固步自封、搞文化种族主义，应实现传统体育价值和功能的现代化转型，要认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倡导东西方文化合璧；也不要全盘西化，搞拿来主义，坚持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实现文化自觉。
2．1．2 地域性民俗民间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
世界各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尽相同，由狩猎采集到园圃农耕，由集约农耕到畜牧作业，塑造了世界大民族间即趋若离的文化方式，促生了人类学文化多元性、民族性、生态适应性和结构功能等认识理论。正是由于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类型和自然条件，才孕育出千姿百态的郁厚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
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大都将目光投向西部和沿海一带的民俗民间体育方面的研究，如杨洪波的《人类学视野中彝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王俊奇等人的《种族繁衍文化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广西邕宁抢花炮民俗调查》、张新定等人《海南黎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特点探析》、田维舟的《客家梅州传统体育项目舞龙舞狮与原始宗教》、杨秀芳的《试论贵州土家族傩堂舞戏的体育渊源及其开发保护》、钟海明的《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和谢军的《近现代台湾地方体育发展脉络梳理》等等，作者们立足于不同地域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的萌起、演变和发展展开了论证分析，其中部分研究颇具代表性。
许可等人研究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载体的器物—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三大基本特征时，认为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实物、壁画与岩画为传承载体［20］。其不仅受宗教、军事、地域、生产等活动的影响，而且具有教化、人化的功能，往往体现出对传统道德操行“重德”的一面，如划龙舟、摆手舞、跳嘎……唤起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缅怀，从而增进了民族自尊心、自豪的情感［21］。民俗文化蕴涵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意识和情感，是宝贵的“地方性知识”和重要人文资源［22］。狩猎（渔猎）、畜牧（游牧）和畜牧（游牧）—农业混合型三大生态环境促使了传统体育相应的三个传统文化体育区［23］。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尽管表层结构殊异，但彼此间却拥有共同的深层结构，其核心内容正是来自对各自生存环境最有效的适应，同时表现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能动性。
2．2 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
地域条件在中国武术的产生、变迁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从文字上看，地域武术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没有瓜葛，但研究地域武术时所采用的田野操作法是属于典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及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理应以近代唐豪的《少林武当考》和《少林拳术秘诀考证》，徐震的《太极拳考信录》、《国术论略》著作为原点。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武术挖掘整理出的众多地域武术拳种文献，为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和佐证。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楚文化与楚国武术》、《武当山与武当武术》、《四川武术与武当拳的渊源》、《回族武术文化浅谈》、《沧州回族武术文化探源》、《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闽台武术文化渊源管窥》和《子午门功夫与齐鲁文化》等，不同地域视阈下的理论成果频频问世，不同的地貌、水纹、气候、文化与武化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学位论文中，程大力的《少林武术通考》一文系统地论证了少林武术的技法来源，内涵形态、文化交流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吉灿忠的《华北“同兴公”镖局考》论述了“八趟信拳”等拳术技法、古代镖局与山西平遥地域、交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之间的历史渊源［24］。诸如此类文献的刊录，标志着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发展到了集群式研究阶段。
21世纪初，郭志禹教授撰文《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策略构想》，提出武术的地域性特征除了受自然因素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制度、政治背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25］。他将目前中国地域武术研究的结构与形态进行了全面规划，凸显地域武术与民族迁徙、民俗遗风、水纹地貌和文化生态圈等几个方面的关系及研究框架。随后，中州、巴蜀、吴越、齐鲁和陇右等地域性武术研究的学位论文相继完成。此外，《地域文化对武术拳种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以齐鲁文化为例》、《徽州地域武术：一种民间文化现象综述》、《对一个地域村落乡土武术的考察与分析》、《敦煌莫高窟303窟和61窟壁画的武术考论》、《论巴蜀武术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地域武术发展的着力点：村落休闲与信仰——以湖南新化梅山武术发展为例》等论文，概莫能外地对地域性武术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崭新的思考。
针对居身于东西文化涡流中的中国武术，如何规避文化迷茫，文化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文化自觉理论为武术文化觉醒提供了有力的“魔杖”。因此，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不断升温。有人认为，武术文化变迁的深层根源是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双向诉求，其直接动力来自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26］。必须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继续发展竞技武术，注重武术传统的认同和理性回归，积极寻求与大众媒体合作，方能达到中国武术文化的自觉。要慎防文化帝国主义向体育文化领域的渗透，重新确立文化身份是武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抉择［27］。
每种人类文化的发展均呈现一定的历时性、共时性和多元性。邱丕相从文化发展路径审视了人类格斗术的文明化进程，进一步提出武术的发展经历：自然的武术、智慧的武术和艺术的武术三大文化时段［28］。翁信辉剖析了五祖拳的技术、社会和精神三层面的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提出三者并不同时“变容”，但又相互影响［29］。
3 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应用的展望
传统体育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文化的共享性。这种共享性并非仅指在一个族群内部，而且隐喻着其为不同族群的成员所分享。这就凸显出了传统体育在不同族群间的传承和传播，必然会因文化质体不同，发生传统体育形体的变化，即传统体育的涵化，其中所产生的问题将由文化人类学来承担。
3．1 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学科应用
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使命在于：寻求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本质（寻源、寻古）；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多样性（语言人类学）；探究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社会人类学）和促进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诉诸于考古学求证传统体育的民俗性、历史性。历史典籍中的文字记录、表述和传载，与统治阶级的“精英”相关，而“草根”文化往往不能进入主流，因此从古文典籍中我们无法全面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风貌。其项目挖掘、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如遗址、金属氧化物、骨片、陶器和岩石等资料考伪来完成（考古学）。
依赖于语言学追溯异己族群之间传统体育的迁徙、传播。从大的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到小的藏缅语族、日尔曼语族、意大利语族、凯尔特语族等等；从文字“东巴文”到形体动作“东巴舞”，从词的重章借词、复元音，到复辅音、短元音等规律变化中可以探究同一族群或相似族群活动、迁徙的足迹和文化的变迁，由此可以按迹达到对一种文化的深入概观。然而，这非仅涉及到语言人类学理论的运用，而且必须依仗以比较和历史观为核心的民族学的注脚才能获得。
3．2 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方法论应用
与自然学科相比之下，文化人类学表现出了“先天不足”，无法精确地度量民族传统体育技术的科学性，但在感知民族传统体育的人文精神价值及研究其历史性和文化性等方面表现出独到的优势。尤其文化人类学所注重实证论、整体论和相对论三大方法论，将为拓展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视角提供有力的支撑。
注重“确实性”和“精确性”的实证论为民族民间体育的研究提供思维导向。考古学和民族学往往对传统体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者说将社会文化现象与历史文献上的资料进行观察和比较，以此解决传统体育起源、结构、功能及其发展和传播等。
文化整体论有利于把握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化筑建不是其各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有机整合的。民族传统体育受民族习俗、观念、地域、水纹、气候等方面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化的整体性便于立体地、客观地理解传统体育，正如Ｒ·戈登所说：“人类学家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3］。
文化相对论有利于维系文化的多样性。每个民族都有象征该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核心”，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价值。面对居身于西方强势文化夹缝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实现民族文化自觉，如何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体育格局，正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任务。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两度论争，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契机。民族传统体育受西方文化的抵抑和侵蚀，有濒临消亡或衰落的趋势。因此，当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普同论、整体观和相对论等方法论探寻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注脚传统体育的多样性及其价值，促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维护民族文化安全，获取文化身份的国际化认同，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本真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现状来看，它们与其“生境”之间的历史渊源，传统体育的本土的传承和“濡化”，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和“涵化”，以及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抵牾的理论调适等方面将是民族传统体育急于解决和研究的重点。而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应适论、文化环境决定或可能论、文化起源历时论文化结构共时论等理论，将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实现不同文化的共生、共存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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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5期第39～43页）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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