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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故事中的主要形象猴子，不是自然界中普通的猿猴，而是带有神灵色彩。如河南淮阳流传的《老猴精》中的猴子，就是因为“受了日月精华，通了灵性”，向往人类的生活，才跑到山下，背姑娘上山成亲的。［7］淮阳是伏羲旧都，为华夏古老文明的诞生地之一，民间流传的这一类以猴为精的传说，其产生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远古时代，由于受羌文化影响，中原地区曾盛行过猿猴图腾崇拜，后来，这一古老的图腾形式随着羌人在部落战争中的失败以及中原一带农业社会的到来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对龙图腾的膜拜，但是，在广大民间，古老的猿猴崇拜仍保留着不少遗迹，有些即沉淀在民间口头创作中，猴娃娘型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故事中的老猴精很可能是由古代的猴形神演变而来的。猿猴本是羌人部落中的图腾神，它曾随着羌人势力的扩展在中原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当羌人战败以后，它在中原的形象就变了，胜者为神，败者为怪。当这种观念在民间产生广泛影响时，就成为后代迷信、传说中许多猴形怪物出现的重要原因。
其次，故事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相当古老的情节，如黄蜂或喜鹊作媒；老猴半夜（或天不亮）偷偷把姑娘背走；姑娘用杵臼争着舂米，又把石磨烧烫以惩罚猴子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古代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生活。
不少猴娃娘故事都有喜鹊或黄蜂作媒，把姑娘抢到猴儿洞中去的情节，这类以鸟鹊为媒（或引路人）的细节，与古代“玄鸟生商”神话有关。古神话说：简狄吞玄鸟之卵生启。从此，玄鸟就与婚嫁有了难分难舍的联系，并成为婚姻之媒。《诗经·大雅·生民》曰：“克克祀”。《毛传》云：“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以求子。郊禖，即生殖之神，亦谓高禖。《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曰，以太牢祀于高禖。”郑玄注：“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侯。”［8］由是观之，黄蜂、喜鹊等鸟类在民间故事中充当媒人的角色，当是受了“玄鸟生商”神话的影响。
《易·系辞》说：“黄帝作杵臼”，“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可见，杵臼的发明相当古远，而石磨盘也属最古老的谷物加工工具。用烧烫石磨的办法来惩罚猴子，使它不敢再来，从此，猴子的屁股就永远是红的。这种对动物身体特征的解释，恐怕也是远古时代人们基于自己的生活而生发的想象，且当时对其是深信不疑的。至于老猿半夜偷偷把姑娘背走的情节，则是人类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时期抢婚习俗的折光反映。
（2）地方风物传说。主要见于解放后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资料。如《黄山的传说》中有一个故事，叙说了黄山后海风景“猴子望太平”的由来。［9］这篇传说不仅吸收了古代猿猴抢婚传说的主要情节，而且将《西游记》中孙悟空以及古代传说“猩猩醉酒”等融合进来，塑造了一个富有感情的灵猴形象，猿猴娶妻时的喜悦，妻子逃走后的焦急和痛悔，以及它每日坐在石上呆望的神态，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3）历史人物传说，即猿猴抢婚故事与历史人物相结合的一类作品。如湖南省石门县流传的《包公除猴精》，即是其一。故事说：宋仁宗年间（1023—1063年），开封附近有成千上万只猴子作乱，百姓找包公告状。包公用计，火烧万猴，只有母猴精未死，变作美女入后宫，作了西宫娘娘。帝迷女色，丢朝政，终日陪精玩乐。母猴精为报烧身之仇，欲害包公，于是装病，并告皇帝只有吃了包公的心，才能医好此病。后来，包公靠了门闩神的帮助，终于使母猴精现了原形。［10］这篇传说在古代“劫夫型”基础上有很大发展，除具有母猴变美女害人的情节外，还融入了“乌龟欲吃猴心”和“门闩神助人除妖”等民间故事情节（只不过将乌龟欲吃猴心的故事改成了猴精要吃包公的心）。作品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帝王的荒淫无度，表达了民间百姓除恶扬善的美好愿望，也表现了人民对清官包公的敬仰。与文人再创作的那些历史人物传说——如《补江总白猿传》、《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相比，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上，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三 故事演变中各种宗教思想对作品的渗透
在猿猴抢婚故事的演变过程中，无论是民间、还是文人作品，一般都渗透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其中既有原始宗教成份，又有后世人为宗教因素，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中国古人好巫、信鬼，这种风尚由来已久。《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这种信仰在文人中与民间是一样的。“文士撰志怪书，以为幽明虽殊途，而神鬼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皆本乎诚。”［11］猿猴抢婚故事中有大量神、鬼变形情节，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的鬼神信仰，其中也包含着精怪变化的迷信观念。《论衡·订鬼》篇说：“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抱朴子·登涉篇》也说：“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这种观念与原始社会时期的万物有灵信仰有关。猿猴抢婚故事中的老猴精或通人语、或变人形以迷惑人等情节，都源于原始宗教对古人的深刻影响。
在后代人为宗教中，最先承继原始宗教因素，并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道教，它对猿猴抢婚故事的流传及其演变具有重要影响。抢婚故事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抢婚的猿猴或为仙，或为妖，前者融入了道教中的神仙因素，后者则是巫教的间接反映。其中一些猿猴形象，既有道、又有巫的色彩，反映了道教和巫教的血缘关系。如明代小说《三刻拍案惊奇》二十三回中的白猿，长年修炼之后十分善变，常化作美女，去引诱世俗男子，采取元阳，这是道教的色彩。她为戏张真人，又变为一老妇，能卜知过去未来，这又颇似古代的女巫，显出了巫教的特点。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产生深刻影响的宗教，除道教之外，还有儒教和佛教，特别是儒教的作用更是巨大。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所以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宣扬，被推上了正统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被宗教化了。隋唐时期，儒、释、道并称为“三教”，此后，在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种思想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猿猴抢婚故事中，使一些作品既带有道教色彩，又兼有儒、释二教特征。例如唐宋时期的抢婚故事，大部分是以某某人迁官赴任（或罢任，或赶考）为开端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多半是儒生，他们的思想也多具有儒家特点。如《潇湘录》中的焦封，罢任后丧妻，客游于蜀，虽与孙夫人（为猩猩所化）交好，却终因“名与宦俱未称心”而告别孙夫人，“回京洛为名宦”。作品表达了读书作官，以事明主的儒家正统思想，这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中颇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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