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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珂所记“所用挑夫，女子实居其半”的事实，在梅州地区的山歌故事中确有反映。传说旧时梅县某地一位女子为盐商老板挑盐担上江西，该女子善唱山歌，尤其擅长打情打景。盐商老板便有意一试。某日，歇息在江西会昌筠门岭一个旅店，盐商老板便请她唱山歌。女歌手笑问老板：“老板，我若唱条山歌，你有何打赏？”老板道：“你若能打情打景，唱一条山歌，脚钱加一倍。”女歌手道：“好！要说话算数！”女歌手随即溜出一条山歌：“老板讲话也内行，晓得盐担几斤两；晓得脚子几辛苦，唱条山歌有打帮。”老板笑道：“再来一条，要讲清楚挑盐担的苦处。”女歌手即唱：“讲到凄凉我最凄凉，担竿络索准眠床；人人问我样般（怎样）睡，牙牙啮啮到天光！”老板果真给了她两倍的脚钱［17］。山歌手所唱山歌中的“络索”即绳；“牙牙啮啮”，箩担的绳子承受重力时发出的声音。第二首山歌唱的是挑夫几乎是没日没夜地赶路，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整夜听到的都是箩担绳子发出的声音，暗指谋生之艰辛，足见客家妇女的刻苦勤劳。
关于客家妇女在客家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梅县地方文化人梁伯聪（1871—1946）的《梅县风土二百咏》（1944年）曾经赋诗感叹梅县妇女的辛劳：“丈夫抛却旧田畴，辛苦谋生去远游。三月春耕劳不得，竟教织女作牵牛。”而妇女在劳动中喜唱山歌，梁伯聪也赋诗为证：“出口成章不费思，自然天籁妙歌词。肩担越岭随高下，嘹亮歌声唱女儿。”梁伯聪在其自注中写道：“乡间采山妇女，好唱山歌，其声清越。”［18］客家妇女的辛劳在客家山歌中也多有表现：“生女莫在古程乡，程乡女子苦难当，别处女子深闺室，程乡女子耕田庄。”“七畲径顶像羊肠，石阶如梯级级上，跌破脚趾忍不住，一声哎哟一声郎。”“妹子挑担系受亏，黄昏出门半夜归，网尽几多蜘蛛网，踏尽几多牛屎堆。”［19］
梅县松口镇的个案可以很好地说明妇女劳动角色与山歌传承变迁之间的关系。梅县的松口镇是梅县的大镇，传统时期是粤东地区重要的水运码头，历来有“松口大过县”的说法，松口山歌可以说是梅州客家山歌的典型，在民间传说中，著名的客家山歌手刘三妹就是松口人氏。松口山歌的传承经历了从山冈到墟镇的发展过程。“松口山歌起初是劳动人民隔山隔河对唱的。男女农民在山中田野劳动，在溪河两岸耕作，每当劳动间歇时，便随兴而唱，隔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充满乡土气息……随着集市和墟镇的建立，山区的人们逐渐向墟镇迁居，山歌也随着从山区来到墟镇……20世纪30年代，松口中山公园建成后，每当月白风清的夏秋夜晚，歌手云集，许多男女兴致勃勃地对唱山歌，听者甚众，好不热闹”［20］。徐霄鹰的田野调查也发现，老百姓将“山冈上唱的歌”看作“正式的山歌”，而现代社会发展到城镇演唱的山歌是“专门去唱”的山歌。“山冈上唱的歌”是自然状态下的对歌，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或解乏，或娱乐，或交友，或宣泄，歌者倾吐的总是自己内心的个人情绪、状态和欲望，山上的歌者有男有女，可能以女性为多，从儿童到老人都有，山上的歌者多隐姓埋名，歌者之间容易因为唱歌而发生暧昧的事情，唱歌多以单条山歌为主，而墟镇上的歌者多为男性，演唱者多讲究韵脚，以尾驳尾为主［21］。
除了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的男女性别关系影响客家妇女的精神生活之外，客家地区某些独特的婚姻形式对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生活也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客家地区的主流婚姻形式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在士大夫家族一般按照儒家礼教的“六礼”仪式举行婚礼，但是，在广大的乡间却往往大量存在“礼义罔闻”的事实［22］。在客家地区，童养媳、指腹婚、等郎妹婚、隔海嫁郎、花顿妹等等婚姻形式非常普遍，其中最著名的是等郎妹婚和隔海嫁郎。
等郎妹婚，即自己还未生下男孩，先收养别家小女孩为媳，待自己生下男孩后，他们即有夫妻名分，成人后行房成婚，“等郎妹”女子受害受苦最深。如遇婆婆十年八年仍生不下男孩，或生下男孩夭折，只有苦挨日子或终身守寡。有些男孩出身迟，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女方则是未做妻子先做娘，忍受抚养丈夫长大成人的痛苦［23］。客家地区广泛流传一个“等郎妹”的山歌故事。有个姑娘年幼时卖做等郎妹，一直等到十六岁那年，她的家娘才生下一个男孩，即她未来的丈夫。姑娘十八岁那年，小孩才三岁，每晚要伴“三岁丈夫”同眠。某夜，姑娘唱起山歌叹骂：“三岁老公鬼钉筋，睡目（睡觉）唔知哪头眠，夜夜要我兜（把）屎尿，硬想害我一生人。十八妹子三岁郎，夜夜要我揽上床，不是看你爷娘面，一脚踢你下眠床。”隔壁叔婆听到，心中委实过意不去，唱首山歌劝她：“隔壁侄嫂你爱（要）贤，带大丈夫十把年，初三初四蛾眉月，十五十六月团圆。”姑娘听后更加难受，回首山歌答道：“隔壁叔婆你爱知，等得郎大妹老哩，等得花开花又谢，等得月圆日落西。”隔壁叔婆禁不住为她伤心［24］。
隔海嫁郎，也称“隔山娶亲”。梅州地区多华侨，有些华侨终年漂在南洋，无法按时返乡，家中有年老父母、家产需人赡养看管，华侨便从海外汇钱回本埠，俗称番银。由父母作主，娶一媳妇，俗称“看家婆”或“屯家婆”。如果丈夫极少返乡，媳妇没有子嗣，便可以抱养他人子女，成为家庭的合法继承人。有些“看家婆”，终生与丈夫未谋一面，守一辈子“活寡”。这种特殊的婚姻方式，在梅州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过番歌”，“过番歌”多表现女子规劝男子留在家乡，莫要过番。“阿哥过番就离家，丢开妻子一枝花，灯草跌落涌水角，这条心事放不下”。“过番歌”也描述了男子在番邦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家中贫苦莫过番，过得番邦更加难，若系同人做新客，三年日子样得满？”还有大量男女对唱的“过番歌”，表达了男女难分难舍、无奈分离的悲苦。女：“哥爱过番讲分离，番隔唐山千万里，漂洋过海多辛苦，实在唔当老住居。”男：“无食无着甚艰难，想来想去想过番，贤妻唔使多挂虑，赚到银钱转唐山。”［25］
“过番”使客家男女长期忍受夫妻别离的痛苦以及情感隔阂。在梅州地区，有不少这方面的山歌故事。一个很会唱山歌的老叔婆，丈夫过番到南洋，八十多岁才返回家乡，人们纷纷恭喜她，老叔婆满腹的咸酸苦辣，不是滋味，出口就用山歌答道：“你也唔使（不用）恭喜我，白须老伯要人扶，后生同无几日阵，老了正来并肩排。”老叔婆感慨夫妻俩年轻的时候不能出双入对，举案齐眉，无奈年老了才得与丈夫团聚。大家听到老叔婆随口唱出一条山歌，便又对她说，老叔婆，你真是山歌王哩，再唱几首给我们听听！她随即应道：“七老八十唱脉（什么）歌，后生爱唱唔奈何，风流快活我无份，门前石凳有得坐。”大家被老叔婆的自嘲逗乐了，又吆喝老叔婆再溜一条，老叔婆接着再唱：“唱条添来赶年轻，今年还正八十零；阎王传了三道信，唔满百岁我唔行。”生活的重压并没有压倒老叔婆，反而在无奈中培育了她对生活的淡定与乐观，她要趁有生之年好好珍惜自己迟来的幸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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