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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制犁的历史不太清楚，据说是很久以前从内地学来的。我们访问的铁匠张本红说，他家铸犁铧已有五代人的历史，其他家铸犁铧的时间也很长。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资料也谈过海南寨以做犁头较为著名，为本村之特色产品。这里的铁匠主要在本地做，有时也到外面做，甚至出国到缅甸铸犁。铸犁的铁匠，因有手艺，在外面相当受尊重。
当年汪宁生先生对铁犁的制作已有详细的调查，我们不再细述。其工序大致是，做犁的步骤是先把范修好，再进行烤范、合范等前期工作。以后就开始铸犁，方法是把买来废铁，在坩锅中化铁，以后再浇注于范中，开范后，取出内范，对犁铧进行打磨修饰，一个犁铧的铸造约半小时内可完成。以后就接着铸造下一个犁铧。
过去汪宁生先生调查时注意到，铁水熔化前，要在坩锅中撒把灰，但不解其中原因。经我们询问，这是为了使铁水化得慢一点，以提高铁水的质量。另外铸时还要注意铁水的浇注速度，这样才有较好的充型能力。
铸造铁犁时，一般有3人左右在操作，如1人拉风箱，1人修范，技术好的人进行铁犁的浇注工作。
我们详细观看了铸犁的范。这是一种泥范法铸造，其范内用胶泥，外用木头制成。外型为曲线型三角。为二道合范，与纳西族的不同。一个范可用一年，一年后才更换。每次做犁时，都要对外范进行修饰。
一户人家，一天能做10来个犁，每家一年可做500个犁左右，每个犁可卖15元，一人一天的纯收入仅5元多，这影响了工匠制作铁犁的积极性，所以铸犁的铁匠已逐年减少。买主主要是做农业生产的景颇族、傈僳族和本地的阿昌族。也有拉到邻国缅甸卖的，阿昌族做的犁的质量得到一致称赞，在滇西北地区首屈一指。
我们曾见过云南丽江地区的制犁，采用的是古老的石范法制造。阿昌族的泥范法铸造则要进步得多，不仅犁铧制作外形规整，尺寸精密，体积也要大一些。
7 相关问题
阿昌族是一个居住地十分偏僻的民族，他们很少与外界进行技术上的交流，但制铁技术在西南民族中却首屈一指，是他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技巧。户腊撒当地水质的优良无疑是能打出好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调查中我们也看到，阿昌族的制铁技术具有极其丰富性和地方性的特点，这或许就是阿昌族制铁能取得优胜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民间传统工艺都处于迅速瓦解之中，但制作阿昌刀的技艺却仍然在顽强地绵续着，甚至各村各户的传统特长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曾发生改变，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如何能保持长期的领先地位，而且竟然出现在阿昌族这样的人数很少的民族中，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他们的制铁技术渊源值得进一步研究。有观点认为，阿昌族是南诏王室的祖先，而云南在南诏时期制铁技术极为发达，樊绰《云南志》卷七中多有记载。如此，则阿昌族确实继承了云南古代最优秀的制铁技术，但由于户腊撒以外的阿昌族不会打铁，所以这种可能性也很有限。也有资料说，明洪武年间，沐英西征时曾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户撒屯垦，他们将打制刀具的技术传给了阿昌同胞［2］，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阿昌族制铁业有悠久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
阿昌族制刀业规模大，分工细密，但产品并不集中生产，而是家庭作坊式的分散生产，具有民间生产和民间技术传承的特点。每个寨的打铁业品种专一，产品质量很高。相当的一部分劳动力与农民完全不同，他们以打铁为生，是专业的打铁工人，打出的是专业化的产品。这与一般农村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不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打铁或其他技术仅是副业）。如此大规模、长时期地从事某项技术工作，这在少数民族是罕见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由技术传统支配下的少数民族村落社会。而另一部分阿昌人则成为出售刀具的有现代观念的商人，他们与有技术的工人互相配合，成为这个技术社会中的最活跃、最受益的群体。这种现象对科技人类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阿昌族的铁器制作对周围的民族有很大的影响，是滇西北很多民族所用铁器的主要来源，如农具、刀具、犁等。阿昌刀在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民族都十分珍视阿昌刀，作为自己最心爱的器物，如滇西南的景颇族最珍爱的武器——“景颇刀”实际上就是阿昌族所制，并对景颇人的婚俗、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传统技术可深刻影响另一个民族的民俗，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阿昌铁器销售极广，建国前就销售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现在更是远达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说明一个民族的优秀的技术产品往往是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区域的，甚至阿昌刀在其他民族中被称为“景颇刀”这样的其他民族的族称，进一步生动说明技术的传播与民族和地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傣族制陶业中也有例证［4］。这对古代器物特别是古代金属器的分布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在，阿昌刀的制作也面临现代工业的挑战，由于设备相对落后，成本较高，与现代方法脱节过大，最终可能会出现竞争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把握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应吸收现代铁艺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对阿昌刀进行一些改进，以提高生产力，适应现代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汪宁生．阿昌族的铁器制作［A］．中国西南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170—184．
［2］《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4、10、30．
［3］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阿昌族简史简志合编［M］．1963．16．
［4］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J］．考古学报，2003，（2）：258．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02期，第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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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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