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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中是一个涵盖面最广因而也是最不确定的概念。按传统的理解，“使物各得其宜”便是“义”。朱熹解释“义”为“事之宜”或“天理之所宜”，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却成功地满足了社会上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关羽俨然成了“义”的化身，也即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有一段誓词，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例如，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关羽的这些义举，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有可能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正因为关羽身上综合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所以人们崇拜关羽的目的也就不尽相同。据明代出版的《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关羽在明代显灵事例，就有劝忠劝孝、杀敌御侮、惩恶扬善、救助商贾等等内容。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冲击，而要求加强社会交流、扩大社会联系的思想得到发展，朋友义气受到下层群众的普遍欢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能够“使君臣劝忠，朋友劝义”（李贽《关王告文》），而“朋友劝义”无疑是关羽形象最能打动普通群众的地方。人们赞赏桃园结义，主要不是赞赏关羽对刘备的忠诚，而是赞赏刘、关、张三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肯定他们的兄弟之亲，手足之情，以及生死与共，始终如一。即所谓“公与昭烈，谊同兄弟，誓结死生，苟利社稷，遑论其他？”（孙承宗《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李贽《谒关圣祠》）。人们之所以这样欣赏关羽的义气，正反映出明中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寻求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以应付激烈的社会竞争及各种突然事变的普遍社会心理。刘、关、张没有铜臭味的桃园结义对世俗生活中的重利轻义行为也是一种反讽，自然为世所重。李贽便尖锐指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过桃园谒三义祠》）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和会党结社也利用了关羽的影响，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义气相激，成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流传甚广的白莲教便信奉关羽；三合会“各公所均祀关羽，每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其忌日，以五月十三日为其生诞，皆庆祝”（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哥老会的“开山式”，于会场中挂关羽神像予以礼拜……由于这些宗教和会党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关羽崇拜也被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封建统治者推崇关羽，显然与普通百姓的目的有别。例如明万历年间朝廷极力推崇关羽，便与九边战事特别是辽东威胁有关。辽东边防的巨大压力，使最高封建统治者感到了政权的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推崇关羽，强化将领的忠义之心，鼓舞士卒的勇烈之气，以稳定边防，维持其统治。缪天成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作《关王庙记》中便说：“公（指关羽）之智在生前已严正伪之辨，公之智在后世必明战守之宜。我辽海为神京在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无所矜式，远近属国，非公之威灵无以震摄，况锦尤边境要冲乎？故卜城西胜地，襟山带水，筑庙安公，以为一方保障。”显然，锦州府所建关庙正是贯彻了政府的政治意图。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也同样有其政治原因。据《缺名笔记》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即《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州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为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于信仰剌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也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当然，把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说成仅仅是为了羁縻蒙古似乎过于狭隘，其实，他们提倡关羽之“义”也是利用了“义”的多义性以及关羽在汉民族中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样有羁縻汉人的意思。推崇关羽在清代政治中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利用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达到的。
关羽崇拜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一千多年来，它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或更新着自己的内涵。直到今天，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尽管大陆的关羽崇拜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与规模，但对关羽崇拜者实在不乏其人，有不少地方恢复或重建了关庙，关公神像也颇受群众欢迎。海外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羽的热情不减，关庙在东南亚各国仍很普遍，这一切无不说明，对于关羽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文化意义。我们只有搞清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以利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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