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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受到普遍崇拜者，莫过于孔丘和关羽。孔丘是儒家鼻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孔丘之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本是情理中事。关羽是三国名将，但三国时英雄辈出，名将如云，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将领更难以计数，何以唯独关羽能超拔于历代名将之上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直并文宣归圣域”，被尊为“武帝”而与“文圣”孔丘并驾齐驱，明清时期供奉关帝的“武庙”甚至大有超过供奉孔夫子的“文庙”之势。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入探寻。
一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就忠义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建安五年为曹操所擒，曹操礼之甚厚，初拜偏将军，在刺杀袁绍大将颜良后，又表封为汉寿亭侯。但关羽不为所动，在“立效以报曹公”之后，“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就勇烈而言，他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然而，他也有心高气盛，不能隐忍的缺点。辱骂求婚的吴国使臣，轻侮南郡太守糜芳、将军博士仁等，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原因。因而陈寿评论他“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同时也指出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
陈寿对关羽的认识与评价代表着晋人认识与评价关羽的基本倾向。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这时还没有被神化的迹象。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只是丰富了陈寿志传中的一些细节，补充了“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等材料，也无神化关羽的只言片语。自晋迄梁，有关三国人物的故事传说颇多，时人多有记述，如晋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殷芸的《小说》等，都载有三国人物故事，但均未及关羽，说明关羽在这一时期还没引起世人瞩目。这一时期尽管有些武将也曾以关羽的勇烈相期许，但那只表明他们认可关羽的“称万人之敌”，并不表示他们崇拜关羽的人格。
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梁末有“陆法和假神以虏任约，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的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智剀禅师至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智剀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至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见《秋镫丛话》）。这自然是佛教徒编造出来以神其教的谎言，但由此可见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荆州等地的人民神化，不然，智剀也不会利用关羽来神其教了。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剀奏请在玉泉山建寺， 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有关羽遗庙。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智剀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于是成为佛弟子。智剀为天台宗创始人，由于智剀的弘扬，关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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