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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祀遍天下”之说，［（47）］“其祠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48）］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奚啻一万余处”［（49）］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50）］。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海筮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禳，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51）］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52）］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53）］
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54）］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55）］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56）］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57）］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58）］。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注：
（1）James L.Watson:“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Prasenjit Duara:“Superscribing Symbols:The Myth of Guandi,Chinese God of Wa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7,no.4(Nov.1988),p.791.
（3）俞樾：《关帝》，《茶香室三钞》卷十九，笔记小说大观本，第二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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