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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通俗劝善文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世子文》等。全真派之北京白云观及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财神”或天尊造像。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还“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
三、儒家与关羽崇拜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但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关羽崇拜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
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袅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但是，细研诸葛亮崇拜和关羽崇拜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他们实际经历了全然不同的走向和渠道：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文人儒士扩散至民间信仰的诸葛亮；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信仰和宗教力量推至上层崇奉的关羽。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一段混乱的史实，以证明赵宋朝廷的合法性。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於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 （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证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於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⒄
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记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宣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於魏而晋受之，晋传於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於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
欧阳修这下捅了一个马蜂窝。首先发难的正是他的门人章望之。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可以说由此而起。⒅《资治通鉴》修撰这段历史的主要助手是刘恕（字道原），他直接批评司马光道：“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於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通鉴问疑》）后世甚至有人疑及司马光“清志粹德”的人品，如明代就有人指他是晋司马氏后人，曰：“余少时尝作《＜通鉴＞三大失论》一为依陈寿《三国史》，帝魏寇蜀，则失之乱；一为晋魏禅代，不直书司马懿父子篡弑， 自以晋裔而为尊亲讳，则失之诬。”（许自俊《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附《＜资治通鉴补＞序》）
待到南宋理学兴，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径以刘蜀继汉为正统，挑起文学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亦载《图书集成》卷一六九《帝统部》）总结云：“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郑雄飞亦著《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晦庵主张后来居上，占尽上风。可知后世《三国志演义》所以形成“尊刘抑曹”的大倾向，实际上是和儒家道统观与文学观的变迁密切联系的。
这场影响深远之论争，一直延续到民国尚未完结。章炳麟论朱子《纲目》时，谓：“温公《通鉴》於三国则正魏闰蜀，《纲目》反之，以蜀为正统，此晦庵长於温公处。”（《国学略说》）而粱任公论历史上的正统之争时取调和态度，说：“自古正统之争，莫多於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蜀，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姚、苻为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主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正宋也。盖未有非时君所计者也。”（《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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