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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欧洲的汉学有长足的发展。如果说三十年代出现的尽是些皮相的东西，像C.Hentze教授用十分陈旧的神话学派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神话，说禹是太阳，其妻是月亮云云(C.Hentze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铜器与汉代石像画，将古代艺术和古代神话做比较，也把古代中国艺术与神话与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文化做比较，只可惜他的许多观点令人无法认同)，那么四十年代则出现了一批论述严谨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自从德国的Eberhard发表了他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数年后，瑞典汉学家B.Karlgren(高本汉，1889-1978)的著作《Cults and Legends in Ancient China》问世。Karlgren通过细致批阅了史书和哲学古籍来探讨祖先崇拜的发展。他坚持历史人物成为神话中英雄的老论调，这种观点和民族学上认为神话形象即历史人物之古代中国文人的观点相近，因此 Karlgren著作的基本观点在许多地方都是传统式的。Karlgren以一个版本学家的眼光去考察神话的专门问题，把古文分为两种：一是所谓未经文饰的周代古本，其中神话仅偶然出现，不受某种共同倾向所致的；一是周以后，特别是汉代“系统整理过的”古本，其写作受一定的哲学理论所左右(Karlgren认为主要是五行理论)。作者认为研究神话只要关心“未经文饰的”(即汉代以前的)古本就够了。他和闻一多的观点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闻一多曾指出，后期典籍所载往往是比较古老的神话阶段。Eberhard使用的是另一些更为广泛的资料，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六十到七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古神话的研究日益加强，森安太郎、御手洗胜、贝冢茂树、白川静、林巳奈夫及其他学者在这个时期内作了很多工作。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森安太郎的论文由他本人结集，于1970年出版《黄帝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1974年由王孝廉译成中文。森安太郎对中国上古神话的观念是一种大脑的建构，它对火神祝融、水神冯夷、黄帝、尧、舜、禹等形象，用文字、声韵、训诂的方法加以分析，如根据祝融的第二个字“融”的音韵考察，证明祝融的原始意义只比喻闪电似自天而降的灼热火蛇。但他的论断与模拟，却无法让人全盘接受，且他的某些理论和十九世纪Max Müller(1823-1900)有关神话起源的太阳学说相似。然而他对神话原貌的许多探讨及研究方法，无疑是会引起后人的兴趣的。
广岛大学御手洗胜致力于中国神话研究，著作等身。如果说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及其他各国学者的著作的特色是在于重建中国古代神话的总图景，那么御手洗胜著述的价值则在于判明某些部族神话英雄与神的特征。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到了御手洗胜的笔下，都和中国古代某一特定部族发生了关系，并力图指出对某个人物的祭祀始于何地，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以何种身份受尊崇的。例如在分析黄帝形象时，他就证明黄帝原为龙，是以水神身份受祭祀的，在山东和苏北至今还盛行对黄帝的崇拜，并认为伯夷、少皞原都是水神。1982年作者用英文发表的《神话与历史——中国篇》可说是一篇总结性论文，其中谈到所有他称之为神的有名的神话人物，诸如黄帝、少皞、颛顼、尧、舜、禹等等，远古时代均被尊奉为某些氏族的祖先神或圣帝，但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把他们尊为至上神的观念。必须指出的是，御手洗胜对四十年代起在许多中国学者间流行的，认为上古神话英雄是部族或部族集团的酋长之观点，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总之，御手洗胜教授在日本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上建立了新的方向。
近二十年来，研究中国古神话的日本学者以白川静和林巳奈夫最为著名，白川静曾写过若干有关中国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研究专著，1975年出版了《中国的神话》。该书根据中国古代地方文化的特点对几类主要神话加以概述，并以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贯通全书。作为一个古文字学家与上古文化专家，白川静的研究与其他学者不同，他侧重于上古祭仪方面，并认为古代铭文反映了一部分祭仪的情况。白川静努力探寻古神形象与中国出土的各种考古文物以及居住在此地的众多氏族、部族的关系。他在分析洪水神话是创世系列中最古老的神话时，把大禹、共工、伏羲、女娲和伊尹统统归入水神，而且认为禹属夏系神话；共工是姜姓部族的神，显然属于藏系的羌人；而女娲伏羲则属于所谓屈家岭文化；伊尹属于龙山文化。可惜未能提供必要的论证。白川静教授的书已被译成中文 。
京都大学林巳奈夫教授，则是从中国考古(准确地说，是从中国古代出土的古器皿纹样)转而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的。所以他所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御手洗胜所关注的像伏羲、女娲或黄帝这一类众所周知的神话人物，而是殷州青铜器和汉画像石上所展示的精灵异物的世界。例如，令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四十年代初出土的战国楚帛书，1964年对此发表一篇论文，强调帛书对于构建神话中的帝王——颛顼形象研究的重要性，探讨楚帛书中的十二神(据司马迁记载，楚氏族是颛顼之后裔)。林巳奈夫提出充分的论据证明楚帛书带有巫的性质，进而认为其中的神怪异象与《山海经》及其他古籍中所载是完全类似的。1989年他出版了一部大作《汉代の神神》，是他多年研究考古资料的成果，很有参考价值。
七十至九十年代还有几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神话，如伊藤清司教授、小南一郎教授、铁井庆记教授等。由于八十年代中国特别注意少数民族神话，搜集发表许多新的资料，外国学者也有机会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所以许多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都采用新发现的材料，如伊藤清司教授特别注意云南各族(纳西、彝族)较原始的神话。他一面研究《山海经》，提出前人没有注意的问题，如《山海经》中的民间医疗、药物、铁及其他矿物；一面写神话比较研究，把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和日本神话进行比较。如对日本著名的小说《竹取物语》与中国南部竹生人的神话传说加以比较，或日本《古事记》记录的日本神话与纳西族神话相比较以及把苗族歌颂神话英雄的古歌与楚辞《问天》进行比较。
小南一郎教授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时，提出不少新鲜的见解，如1989年发表的《壶形的宇宙》长文，用了许多古代及中世纪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其中提到古代人对陶壶的信仰观念、壶与葫芦信仰的关系、新石器时代陶制人形壶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新研究。铁井庆纪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宇宙创造神话，也有中日神的比较研究。
此外，其他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日本学者还有中钵雅量(专门研究神话与古代祭祀)、廣畑輔雄等等。总的来说，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古神话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观点与见解，资料的引用也更广泛，在中国神话研究的领域上，开拓出更广阔的视野。只可惜中国及西方的学者都很少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七十至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也有进展。如法国R.Mathieu，翻译《穆天子传》、《山海经》或发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乌鸦》(1984)一文，(这个题目是较重要的，因为乌鸦在北亚神话中扮演创世者的角色)，以及女狐狸精传说起源(1985)等等。美国教授S.Allan出版了几本书，如“The Heir and the Sage”(1981)，专门研究古代神话与中国古史演变的关系，如古神话传说中尧形象怎么演变，尧传说怎么影响舜传说的形成等等。S.Allan研究每个神话传说的所有异文(variants)，她的结论不只是对研究古神话而对研究古代史也有价值。后来S.Allan教授继续她的研究，1991年在纽约出了另一本书，题为“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Art,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该书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题为《龟之谜》。
英国著名M.Loewe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因为最后几十年中国发现了许多考古资料，他想重新研究秦汉史。1982年出了一本与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的书“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the Han Period”。Loewe 教授专门谈到《山海经》之意义，《天问》及《淮南子》等书中关于宇宙及天之解释及其他的创世神话。每个问题Loewe教授引用各派古代思想家之说法(如：淮南子、王充等等)，也介绍古代巫人(Shamans)，但书的主题是生与死观念，所以作者据许多考古资料描述古代坟墓及当时信仰、象征，墓中发现的各种书之意义。美国汉学家N.J.Girardot专门研究道教及中国创世神话，197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写好了博士论文，1983年改成书于美国问世，题为“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Hun-Tun)”。他以为混沌观念与秩序、创造与宇宙(混沌之建立之形象“cultivated persona of Chaos”)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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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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