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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广西侗族的九龙寨，据老人说1949年以前的民间社交活动十分频繁，青年男女们的行歌坐月最流行。每当夜幕降临，小伙子们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弹着琵琶东家瞧西家看，寻找其他家族的姑娘们对歌作乐。那时晚饭后，只要走进村寨随处都可以听到歌声和琵琶声。逢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白天跳耶舞或唱侗戏，晚上则在鼓楼下生起熊熊的大火，对唱大歌，往往通宵达旦。平时，年老的教歌，年轻的唱歌，年少的和年幼的学歌蔚然成风。
据调查，1949年前在福建的畲族八井村，只要有本族客人到来，当晚必有一场庭院歌会。一般要唱“一夜歌”，如果双方都是好歌手，也有连续盘唱几天几夜的。歌会有着世代沿袭下来的固定程式，地点、时间有一定的习惯性，一般夜晚在厢房或者大厅。歌手的选择也有相应的规矩，一般组织男歌手招待女客，女歌手则招待男客。主人迎客，客人答礼，请客人吃点心，盘唱故事歌，天亮结束时送别客人等等，都完全以相应的歌 曲“代言”。（注：具体详见肖孝正编：《闽东畲族歌谣集成》，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29页。）总之，整个过程都依循传统进行。
前现代化时期，民族村寨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同时也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中缓慢地变迁着，只不过这种变迁是一种对异文化吸取的同质性变迁。就是说，这种吸取并未改变其民族村寨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最显著的如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和借取。很多民族都学习汉语。在不同民族杂居地区，弱势民族还受强势民族的影响。如达斡尔族除受汉族影响外，还受蒙古族的影响。东乡族老庄村过去一位很会说故事的村民马明福，最会讲《三国演义》和《孙悟空》。山心京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都爱唱歌，特别是青年男女，常常以歌代言，出口成章。由于长期和汉族密切的文化交流，他们既能用京语和京曲歌唱，也能用汉语粤方言（当地称为“白话”）和“白话山歌”曲调歌唱。唱词内容很多：有本民族的叙事歌，还有白居易《琵琶行》、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等汉族古典诗词，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汉文化的影响。
二、1949年以后至80年代末期：传统文化的消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整个国家，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都被纳入现代化动员的轨道中。发展生产，快步进入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农村，随着国家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号召，从最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农民完成了从分散村民和家族（民族）成员向国家成员的转化。与全国一样，少数民族村寨从组织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全体村民连同土地一起被组织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之中。与此相一致，彻底废除了传统的以家族组织、宗族组织甚或氏族部 落制残余为基础的村社组织，如彝、纳西、德昂等诸多民族中的“伙头制”（氏族部落制的残余，伙头类似于氏族部落的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轮流担任）。以传统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如村寨中的戏班子、唱经会、青年会等也被废除，代之以集经济、行政为一体的社队组织及党团青妇民兵组织。在文化方面，包括思想观念、行为习俗等，都代之以党和政府的、科学的、现代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村民们能接受到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国家运用行政的力量传播新文化，组织大规模的移风易俗、文化下乡活动，乃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同时，村民的传统教育也被现代教育制度的推行所取代。总之，传统的民族村寨文化被现代化的国家以强力消解着。
除了强势的传播外，现代国家文化对传统民族村寨文化进行消解的另一种有力的方式是征用，如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各级文化部门组织的文艺调演活动等，让村民们用自己习惯的形式来表现与国家意识相一致的现代内容，从而消解了原有的民族村寨文化内涵。政府对其中的优秀者还给予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激励他们加入新文化的积极性。
从语言文字来看，国家用民族文字出版党和国家包括各级政权的文件、书籍，新文化内容的及科学方面的各种知识，文学作品等；用民族语言进行广播、电影翻译等。另一方面，汉语的覆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现代的汉语词汇直接进入民族的语言文字之中，而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大量地充实进迥异于传统的内容。
国家还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并组织学习，以推进新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在云南，大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如傈僳族，曾由国外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帮助创制过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帮助许多民族创制新的民族文字。如傈僳族有新傈僳文，以区别于过去传教士创制的老傈僳文。又如对柯尔克孜族文字的创制。柯尔克孜族文字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古代，柯尔克孜族曾使用过岩画文和鄂尔浑—叶尼塞塔拉斯文字；近代由于受察哈管辖，使用的是察哈台文；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7月14日建立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并成立州语文研究会，经过反复研究，通过了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方案。这个方案以吉尔吉斯文为基础，在原有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字母，使柯尔克孜字母增加到30个，以适应新内容传播的需要。
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动员中，民族村寨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化在新的观念意识中已经失去了讲述的意义和环境，也失去了听者。甚至因为这些东西与传统原始信仰的密切关系，成了被禁止的对象。但植根于生活与人性中更深层面的民歌却难予断绝（虽然大规模的传统民间歌会等被禁止，如云南大理白族石宝山歌会），于是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征用。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跃进时期的村寨新民歌或新山歌运动了。此次调查中有一首八井村畲族的水库歌，就是新山歌的一个代表作。诗歌描绘了1957年到1958年期间，八井村畲族人民修水库时劳动的干劲，以旧的形式反映新的内容。
饭吃以后就起身，肩挑土箕汽炉灯。又挑山头搞水库，水库又搞三丈深。水库流水白 茫茫，又饮一龙到一洋。干部果勇用大力，又用茹篮土来扛。（雷志岳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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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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