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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学，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而北师大校园中，涉足最多的地方是小红楼。小红楼，是北师大教授宿舍楼的简称。校内西北侧，坐北朝南有十多幢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墙体呈酱红色，故称小红楼。我为什么频频投足小红楼呢？因为楼内有两位高山仰止的老教授，一位是钟敬文先生，另一位是启功先生。向钟先生主要请教文学诗词，向启先生侧重请教书画掌故。二老楼房相邻，钟老住二号楼，启功住六号楼。有时我先去钟老家，出门如有时间，就去启老家弯一弯；上启老家一般是“专访”有备而去，谈话时间较长。而今两老相继故去，再也见不到两位慈祥、平和的老人，再也听不到他们谆谆的教诲了，怎不令人思念？！
忆钟老
我拜识钟老在先，时在1988年。当时我迷于追踪聂绀弩60年代的手抄稿《马山集》失而复现之事，以诗中提及的人事作为追索本事，牵线人是尹瘦石先生。据尹先生介绍，我得知聂绀弩生前最敬重的两位诗友，一位是陈迩冬，另一位就是钟敬文。聂绀弩称陈、钟是他作旧体诗的一宽一严的两位老师。我由陈老到钟老，追访他们切磋诗艺的趣闻轶事。
初访钟老，事先通了电话。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小红楼二号楼，沿着木板扶梯拾级而上。他家在二楼左侧，过道里黑黝黝的。我摸黑敲开了他家门，应声开门的正是钟老。门厅不大，也是黑黝黝的。我随着钟老走进了右侧的书房。这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约有十来平米。除了南北两扇门窗，四壁横七竖八堆满了书，连书桌、沙发上也杂乱地放着各种报刊。屋里静悄悄的，钟老告诉我说，子女不在这里住，有阿姨按钟点来打扫卫生，料理饮食。平时他就在这间书房里接待客人，辅导博士生。钟老听说我是《文艺报》的编辑，像拉家常似地与我拉起了文艺界的“家常”。我趁机与他聊起了聂绀弩。
钟老说，他与绀弩相识于20年代中期。绀弩原本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三期学生，离校后，在一所高等小学当校长，而他也在邻近一个县城的小学任教。由于彼此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文，经文友引见而相识。绀弩早年是写新诗的，写过《列宁机器》、《撒旦的颂歌》等诗篇，他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鲁迅逝世后，他写过一首悼鲁迅的《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这首诗，敬文当年读时心里十分激动和敬佩。现在重读它，他还觉得它虎虎有生气。钟老觉得绀弩颇有诗人素质，在诗歌学习和创作锻炼上，未必比他多花功夫，但在诗思和诗艺造诣上，却使他自愧不如。可惜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绀弩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体诗人了。
谈起聂绀弩的旧体诗，钟老说，那是60年代初期，绀弩和他先后摘掉“右派”帽子，北京一些摘帽旧友，不时作些旧体诗互相传阅。他那久冷的诗炉也被煽起火来，而绀弩也正热恋着旧诗。因此，他常常到半壁街找绀弩谈诗，互示彼此新作。绀弩在《散宜生诗》自序里所记的他对其诗作的严峻态度，正是那时的故事。绀弩曾赠他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律诗，他最为欣赏，因为诗中不但有“雄奇文有悲风响”等警句，就诗的结构说，也是比较完整的。他在绀弩寓所里读后，非常感佩。只觉得第二句“片语只字也费才”，有一个只字失协，本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却成了“仄仄仄平仄仄平”。他当面直率地指了出来，并将“只”字改成“单”字。绀弩听了，当面没有说什么，但是事后发表时，确实把“只”字改成“单”字。钟老说，这正是绀弩的雅量。
我由此追踪他俩在诗学诗艺上是如何切磋交流，又是怎样成了绀弩的“严师”的，他笑了笑说道：“那是绀弩的谦虚，无论新诗旧诗，他都比我做得好，我哪里配当他的老师啊！”聂绀弩本是文坛上新文学的闯将，杂文、新诗都能独领风骚，最后居然以旧体诗名世，所以他在挽联中写道：“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钟老比聂老年长两岁，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越纪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北师大中文系，是系里的两大教授（一级教授）之一，又在中文系首开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领头人。“文化大革命”中，据说造反派批斗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拒不“服罪”，反驳道：“说我是学术权威，我承认，但我并不反动。”造反派又以同样罪名批斗启功，启功皮里阳秋，慢条斯理调侃道：“说我反动，我服罪，但我并不是学术权威。”原来启功因出身没落贵族，又无学位，职称迟迟得不到晋升，诚如他在打油诗中自嘲“中学生，副教授”。一个自命为“副教授”的人，怎么够得上“学术权威”呢？
在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学方面，钟老是一位权威人士。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喜好阅读民间文学，收集民俗文学作品，并与民俗学的先驱者顾颉刚先生，就孟姜女传说等文章，展开了通信讨论，多次书简往返，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1927年秋天，又因顾颉刚推荐，他离开了岭南大学附中，来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博斯年的助教兼预科国文教员。这时恰是中国民俗学阵地由发源地北大，转移到中大之际。顾颉刚来了，原在北大任教、也是歌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董作宾、容肇祖等人也先后来广州，任教于中大中文系。中大中文系无形中成了歌谣研究中心。在这些先驱者的带领下，终于举起了民间文学及民俗研究这个新学科的旗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钟敬文自筹备成立民俗学会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备工作。先是负责编辑学会的《民间文艺》刊物，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又把《民间文艺》改为《民俗周刊》，由“月刊”变成“周刊”，同时着手编辑“民俗丛书”。当时的钟敬文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在民俗学会中是个小弟弟，但年轻有为，不辞辛劳，不但要约稿、看稿、编稿、发行一肩挑，还要动手撰写有关民俗学的随笔和短论，并积极投入民俗学传习班和创建民俗物品陈列室。民俗学会的诸多工作压在他的肩上，他拳打脚踢，独挑大梁。炼就了一手过硬的编辑本领，同时也为民俗学的研究出版物积累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民俗学先驱者相继故去，而钟敬文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默默耕耘，为这门学科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首设人民口头创作课，亲自带出了第一批学生和研究生，而今他们都成为了桃李满天下的教授、有成就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研究专家。执教之余，他还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为民俗学开拓新局面。试问这么一位卓有贡献的民俗学者难道还不是学术权威吗？
90年代初，我正热衷于征集当代文艺家的自画像，同时也征集名家题诗。一次我带着部分自画像照片到小红楼拜访钟老，想请钟老为《百美图》题诗。钟老一幅一幅仔细地翻阅了，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年岁大了，写字手抖了，不知道行不行？过几天您再来看看。”过了一个星期，我兴冲冲地来到钟老家中，他见了我，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幅诗笺，笑着问我行不行。我取过诗笺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地上秀芳花，天边灿彩霞。美化人间者，民族之菁华。题立民新辑百美图。钟敬文，时年九十。”诗中赞美了入围《百美图》中的众多文艺家是“秀芳花”，是“灿彩霞”，是“美化人间者，民族之菁华”。这是他对《百美图》的极高评价。我知道钟老步入耄耋之年后，因手抖很少写毛笔字，更少应酬，这次亲自执笔题诗，而且笔力遒劲，人书俱老，是他晚年难得一见的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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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2011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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