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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始人柯仲平（左）与马健翎 |
戏曲现代戏的拓荒人柯仲平和马健翎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
柯仲平是新中国第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那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只有丁玲和他两人。他因有一脸大胡子，而被毛泽东称为“美髯公”，人称“柯老”。
“柯老”1902年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十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首自由诗《白马与宝剑》。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与勉励”，在文化工作训练班学习后，当选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副主任，1938年7月，任民众剧团团长。
据“老民众”回忆，当时有人问他，为啥三十几岁，就又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他笑笑说：“工作需要么。别人是倚老卖老，我和马健翎是倚小卖老。民众剧团都是年轻娃娃，在老乡们眼里，青年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不乔装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我拿着这根棍，不管老乡是男是女，一见长着胡子拄着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会让你进他家的门。这样，你不就与他拉上话了吗?”而他们的许多“新秦腔”创作，也正是这样“与老乡拉家常拉出来的”。
柯仲平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始，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至今读来，仍有启示意义。当时的延安，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地方走来，有相当多不同见解。毛泽东希望以文艺形式“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而一些“留洋”回来的文艺家，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柯老”在“宣言”中说：“有些文人是厌恶旧形式的，他们只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其实是离开我们中国大众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在我们大众里生长着的艺术。又有一部分文人是只一味崇拜中国旧东西的，这类守旧派，他们简直不愿往前进一步……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学会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且同时能学会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过在利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在今天，我们第一必须利用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要利用大众中有根源的活文化遗产。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重温这些话语，就发现我们今天说来说去，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玩意。民众剧团，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导引下，才在整个抗战实践中，始终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改造“老戏”、“旧戏”，演出反映当下生活的现代戏，使民众“趋之若鹜”。
“柯老”把民众剧团带到1942年后，交给了剧作家马健翎，他自己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去了。
关于剧作家马健翎，曹禺先生1987年说过这样一句话：“马健翎在秦腔改革上是有贡献的，成绩不可磨灭，真了不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戏剧家田汉来陕西，专程拜访了解放后执意不去北京而要留在陕西搞秦腔的“高干”马健翎。那时他住在关中农村一个叫常宁宫的地方，离西安有三十几里地。为熟悉生活，他特地在那里买了三孔旧窑洞，其中一间还住着一户老农民。离此仅几里地，作家柳青后来也长住在那里写他的《创业史》。田汉来到这里，见脚下河水潺湲，远处终南山隐约浮现，四周村落鸡犬相闻，便说：“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生活的海洋啊，能在这窝窝里生活，真是很幸福。创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怪你的作品好。”马健翎笑着说：“咱这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嘛，我就爱在这农村，和群众一起混。”田汉说：“你这才混出名堂来了，你马健翎不枉活一辈子人了!你的戏很多，我没几个，看了《游西湖》、《赵氏孤儿》，就知道你的功力，大手笔，曹禺说过你，有胆识，很恢宏，激动人心。你是艺术大师，戏曲界，我们的老师、大师。”马健翎瞪大双眼笑笑说：“我能有这么贵重?这是你主席(田汉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捧喝，我是一个兵，你领导的兵啊。”
马健翎对于今人来讲，可能有些陌生，但一提起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代戏《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多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等传统戏，也都是经过他悉心修改，才久演不衰的。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而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明日黄花。而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地位。马健翎创造的现代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汤感，并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米脂这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当时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各类戏班一月数次光顾。他在学生时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和寒暑假外出从事进步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一边广泛涉猎戏曲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他剧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回到陕北，先是在延安师范当校长，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他们的演出好戏连台，观者如潮。“入伙”民众剧团后，他从一个民间“戏剧爱好者”，日渐走上“戏剧大家”之路。
著名作家丁玲、文艺批评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文化记忆。他的《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因此，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这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健翎每次创作完稿后，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本质的谙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怪叫一声，从而招徕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然而，他创作和改编的几十部戏，至今仍在大西北和更大范围内传唱着，我想，这对于58岁便在“社教运动”中含冤去世的“马老”来讲，已是最大的人生告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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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1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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