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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陈彦 时间：5月15日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
主讲人简介：陈彦， 一级编剧。中共十七大代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剧协主席，西安交大戏剧学院院长。两度“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两度“文华编剧奖”得主。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剧本数十部，两次荣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获多项国家大奖。32集电视连续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著作。“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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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
70年前的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100多人中，有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但绝大多数为作家、演员、编辑、记者、美术工作者等。毛泽东在5月2日发表“引言”后，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根据讨论意见，毛泽东在5月23日的“结论”讲话中，深刻剖析并阐述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重大问题上，高屋建瓴，指明了前进方向。《讲话》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一部影响久远的文献。
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已经在他的工作中，开始了与《讲话》精神完全一致的文艺探索实践活动。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戏曲源远流长，自唐代就有可资考证的戏剧活动，可戏曲现代戏的历史尚不足一百年，尽管在延安民众剧团成立之前，也有零星实践活动，但总体戏曲现代戏的开创，当是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苦苦求索开始，并渐次形成气候的。
因此，延安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始发站。
毛泽东是“新秦腔”的重要推手
实在没辙了，柯仲平去找毛主席，主席当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从中拿出100大洋，置了服装、道具、汽灯，还买了一头拉戏箱的毛驴。
转战陕北十三年，毛泽东与秦腔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文艺界的“老延安”们回忆，毛主席1935年到延安后，就慢慢喜欢上了秦腔、陕北民歌和秧歌剧等。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天分的领袖人物的修养与性格所决定的。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了秦腔《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那种人山人海的呼应声，使他备受感动，当时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工会负责人指了指坐在他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当即转身问：“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回答：“应该，应该。”毛主席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事后三个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便组建成立了，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团名。
民众剧团简章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定名：民众剧团。宗旨：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筹备会参加者：王若飞、周扬、齐华、高朗亭、管瑞才、艾思奇……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柯仲平、高敏夫、柳青、马健翎、张季纯、正义等。民众剧团团长由“狂飙诗人”柯仲平担任。
剧团成立之初，条件异常艰苦，大家住在宝塔山后的一个窑洞里，据柯仲平后来回忆说，“男女仅隔一道布帘，演出连个汽灯都没有，更别说服装道具了。”实在没辙了，柯仲平去找毛主席，主席当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从中拿出100大洋，置了服装、道具、汽灯，还买了一头拉戏箱的毛驴，然后，把剩下的200大洋，就装在“围肚子(用羊肚子手巾做的小口袋)”里，两三个月没离身，以至最后“围肚子”成了“虱子窝”。后来贺龙从晋西北回来，柯仲平又去向“贺胡子”“诉苦”，贺龙又拿出了身上的20元法币，再回到前线后，又让刘白羽捎回了一批缴获日军的皮鞋、呢子衣服、钢盔、战刀等，以做演出道具之用。有一次，李富春对柯仲平说：周恩来和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可能有钱。柯仲平就急忙给两人写了信，结果每人给了50法币。剧团就在这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一天天办得红火起来了。
很快，剧作家马健翎便创作出了表现抗日题材的方言话剧《国魂》，在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泽东也来观看了，演出后在接见剧组时，他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大了。”马健翎很快便将《国魂》改成了秦腔，再演出时，毛主席又来观看了一次，不仅跟观众一起鼓掌、叫好，而且在演出后，还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对戏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该把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从此，这部名作，便叫《中国魂》了。
此前的所谓现代戏，曾经出现过把朱德总司令当“大花脸”装扮，让毛泽东装扮成“红生”(红胡子)，让周恩来戴上诸葛亮式的“黑三绺”，摇着“鹅毛扇”。想想“朱总司令”扎一身大靠，挥一条马鞭，出场先威风凛凛地“哇呀呀”喊叫一通，然后拿腔卖调地自报家门：“俺——总司令朱德是也!”那是怎样一种滑稽的场面呀!正是《中国魂》，第一次用时装表现当下生活，这是秦腔戏曲现代戏的真正出发。
此一发便不可收拾，一批现代戏应运而生。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柯仲平说：“民众剧团每到一地演出后，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还送给很多慰劳品。要找我们剧团，你们只要顺着有鸡蛋壳、花生皮、红枣、核桃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诙谐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这件事后来还写进了《讲话》里。1992年11月7日，林默涵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柯仲平与民众剧团》一文说：毛主席在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4年毛主席再次明确提出“新秦腔”的口号，并且在枣园窑洞，会见了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享有盛誉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负责人杨醉乡。毛主席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你们是苏区文艺先驱，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是大众化的道路，连续创作和演出《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那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是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由于毛泽东对民众剧团的特别关爱，尤其是对“新秦腔”的极力推崇，使民众剧团逐渐成为陕北最重要的一支文化力量，他后来讲话还特别肯定道：“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在八年抗战中，民众剧团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260余万人次，尤其是马健翎创作的《血泪仇》，“几乎在整个边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为王仁厚(剧中遭日寇践踏者)报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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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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