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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角：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
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的研究，探索理论与方法时，认识论与反思人文本质是我们要思考的两个主要方面。谢尔曼(2005)认为，民俗学影视在描述表达性文化的同时，它本身也作为表达性文化在表演，而且她论证了诸多民俗主题的普遍吸引力。她呼吁民俗学者拿起摄像机并运用电影，通过使用电影技术来展示普通人不同寻常的真实生活，因为影视作品能够在现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中证明民俗的重要性。因此，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将得以生存并繁荣和发展。琼斯(1998)赞同谢尔曼以我们自己作为个体(无论是电影制作人还是主题)和文化承载者对同一人类的成员进行记录，进而剖析电影和录像的方法，以及将电影视为个体创造和交际方式的观念。他们也都批判了“电影为文本”的观点。
当然，当代人类学的注意力已明显地开始向现代社会和族群扩展，力图摆脱(后)殖民主义的阴影。其中，研究人类学家自己所成长的社会和族群的著作愈来愈多。但是，有关对影视人类学的定义都在强调“人类文化”或“一个族群”的文化，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民俗学影视强调小群体和个人以及时间互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中国，“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庄孔韶2001:113);“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张江华、李德君等2000:25)。
毕竟，民俗学影视作品是基于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创造的作品。也就是说，影视作品制作人是民俗学者，或者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有相当的了解。如上所述，民俗学影视的产生和研究要关注的是制作者的情况、制作的动机、制作的手段(剪辑、解说、蒙太奇等技法)，以及谁在对谁说话(有没有当地人或局内人的声音)等。在此，民俗学的视角决定了一部作品是否为民俗学影视。例如，倘若将《徽州》和《历史长河》等(电视)纪录片视为民俗影视，则是对民俗学研究的误解。他们是艺术性很高的纪录片，充满了阐释性解说，但没有传统承载人的声音，也没记录现行的民俗活动事件。正如以《徽州》为代表的“人文纪录片”所体现的，“这是一群纪录片人的自觉行为，目的是为了展现前人的文化方式，寻找精神上的文化家园”⑦，而民俗学的视角是如何记录眼下的现实活动。相比之下，凤凰卫视的三十集电视纪录片《唐人街》更多地突出了人(即“民”)存在于现实社会活动(即“俗”)的行为进程。
既然民俗影视的目的是记录民俗活动，其记录的方法应是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局内人的声音和活动。在选取记录的时间、地点以及活动内容时，无疑会有局内人和局外人因视角和目的的不同而形成的记录结果的不同。此时局内人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活动应该成为作品的焦点，而不应把作品的主题建立在局外人认为重要的内容上。换句话说，民俗活动的记录和研究，不同于为了印证某个假想而去有针对性地索取证据的实证方法。
当此类记录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无法完整记录，或无法完成预想的最终作品形式时，它所得到的内容仍可成为可贵的原始民俗记录素材。对应古恩蒂提出的影视人类学的三个体裁，民俗学影视也可以分为研究用作品、展示用作品和原始记录用作品三类。
总之，在界定民俗学影视的同时，我们应该扩展，而不是限制民俗学者所从事的记录和研究，因为现在的影视记录工具已是田野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谢尔曼所呼吁的，如果民俗学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影视记录工具，获益的将不仅是民俗学者本人。民俗学科更重要的意义是为记录和保护人类传统活动作出贡献。
四、立足：民俗学影视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
由于民俗学本身的学科性存在于其跨学科性之中，它的理论与方法也必将产生于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例如，美国民俗学研究经过1970年代的繁荣发展，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陷入理论与方法的困惑时，邓迪斯(2005)便指出，在建立民俗学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时，不但要勇于捍卫民俗学这个学科，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创建民俗学的宏大理论，相应掌握本学科的历史与基础知识。
在建设中国民俗学学科性理论与方法时，民俗与影视可谓一个全新的课题。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但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部分，也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纵观中国民俗学之发展，民俗与影视的研究尚未迈出第一步。相关论文或专著少而又少，更不必说有关会议与专集⑧。有关民俗与民俗学的网站，大多没有重视影视记录的讨论⑨，但个别包括“视频”内容的记录也能够体现出一些民俗学影视的特点⑩。较新的民俗学概论教材也只在田野作业上提及对影视工具的利用，而没有有关民俗与影视的讨论。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民俗学者多使用“视觉人类学”或“影视美学”的概念，因而对民俗学的理论思考帮助甚微。或者说，民俗学家尚未将这一题目重视到使它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目前中国民俗学建设必须正视的问题。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人类学(特别是“影视人类学”或“视觉人类学”)、电影学、美学等学科研究在涉及民俗的问题上已走在民俗学家前面，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互动基础，尽管这些相关学科仍处于基础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过程中。引介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努力仍在探寻着在中国的学科理论发展(张江华、李德君等2000;邓启耀2003;庄孔韶2006)与实践出路(如邓启耀、庄孔韶等人的影视作品)。除了个别学者的研究实践外，许多机构(如电视台、文化馆站)也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有关民俗的纪录片。例如，“中国纪录片学会”和“中国影视人类学会”等组织的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所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所拍摄的70余部民俗学人类学影视片(11)，特别是1950-60年代拍摄，但几乎已被遗忘的一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12)。从片名看这些片子似乎是人类学式的(对异族、异文化)社会现实记录，但无疑记录了许多已经逝去的民俗活动，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起点。然而，遗憾的是它们很难被看到，且还没有被用来做研究和教学(因笔者没看过这些片子，无法评论，但希望有兴趣的民俗学者对此给予关注)。也许这是个冷酷的现实：“进入80年代后，虽然中国民族志影片的拍摄的主体和拍摄的手法更趋个性化和多样化，但中国传统的民族志影片作为记录和保存并表达‘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削弱。严格说，我国至今尚未出现科学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雷亮中等2007)
在宏观研究中国影视，强调影视美学的建设时，黄会林指出了“我国影视理论研究的重大欠缺”.他认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影视文化的主体精神尚未确立，这一深层的文化困惑，已经造成了目前影视文化面临的某些实践难点”(1999:7)。而在实践中，急功近利的商业作为、文化底蕴的缺乏、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以及区域政治利益的突出都造成了学科研究的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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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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