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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必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当中，同时也伴随社会生活的进程nu演进和发展。民众社会生活既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存在的上壤，也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发展的“资料库”和动力源泉。
首先，文化是人所创造的。同时也是为了人而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这两种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一也是人。离开了人。离开了民众的现实生活，关于文化的议论。必然会是言不及义。只有在民众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
其次。任何文化的表现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其内部构成而言，是混元的，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又是与其他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共生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使之成为“碎片‘,或”孤岛“.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将为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最佳保障。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保护工作的发展和深入。可以创造出有益的经验。这种宝贵经验将具有世界意义。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占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
在英文中，”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学“都用” cultural ccology“表示。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侧重解释文化变迁的生态学研究和把文化类比为生态整体的文化研究。前者把文化置于生态之中，侧重研究文化演变与生态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后者把文化类比为生态一样的整体，虽然也顾及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是侧重在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该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提供理论和范例，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观念和方法论的借鉴。
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E. Hacckcl）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55年。斯图尔特为了与社会学中的“人文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 social ccology）相区别，提出“文化生态（学）” （ cultural ccology），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所牵涉的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文化的进化。
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开创性地把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四个取向融为了一体：1,以文化存在于其中的环境来解释文化而不止于在经济与地理的结合中解释文化；2,把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作为一种过程而不只是相关来理解；3,不是在大的文化区域，而是在小规模的环境中进行研究；4,检验生态与多线文化进化的联系。
斯图尔特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影响了许多人的研究。文化生态学特别擅长研究特定环境中生计与文化的互动过程。我们从贡达所编辑的两大册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研究广泛的可能性。该书汇集了世界范围的渔业与文化关系的个案和比较研究的成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关以露人博物馆的方式对渔业文化的保护方而的研究。环境、生计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大量同类个案的比较才可能得出规律性和普遍性的学术结论。
1971年，法国博物馆学界两位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人物乔治·亨利·里维埃和」几格·戴瓦兰提出了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它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截然不同。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之上，即：文化遗产应该被原状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之中。所以，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建筑、一间房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由于生态博物馆具有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性质，并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解释权应回归原驻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论一问世，便迅速在欧洲、拉丁一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一种有效地保护文化生态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的理论逐渐传入我国， 并在引发学术界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和实践。前文提到了对于文化生态”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种是偏重生态学的，把文化所处的生态总体作为研究的对象；一种是偏重文化学的，采取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态看待的方法，基木上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后者在我国被更广泛地采用，体现了中国学界的特殊性。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没有经历强大的外来冲击（如东方的被殖民经验），西方学术术界没有普遍而强烈的文化振荡，也较少有文化挫折感，所以这种侧重文化的研究对他们不像对我们这么有意义。
文化学的文化生态概念之所以在近几年被比较广泛地采用，在客观上是缘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文化问题，在主观上是缘于学界近些年的文化自觉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8年，方李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主办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她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对“文化生态”的意义给予了阐发：“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基本涵义就是把人类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当然是一个类比于自然生态的系统），在概念解释之后，她在经验层次关怀草根文化的困境，并把这种困境提到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上。孙兆刚随后发表专文把文化体系看作生态系统一样的有机体，针对人类的文化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危机，论述了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必要性。正是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为我们今天以民间文化为对象讨论“文化生态建设”开启了话题。
这种由关怀草根上升到关怀民族国家的文化整体的论述由若干后续的研究所发挥，比如还有学者以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平衡的意义类比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对于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价值。众多对具体门类的专题或者个案研究都采用了这种类比意义的“文化生态”概念，如舞蹈生态学“原生态”民间舞蹈，仪式音乐等艺术类分支学科对特定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是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看作一个整体，这既是丹纳《艺术哲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也是新的生态学观念的具体应用。巴莫曲布嫫把史诗语境、史诗传统和史诗展演的文化空间看作史诗的文化生态的构成，郝苏民把语言和生活方式看作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最核心部分，傅谨和刘祯等学者在对民间戏曲的研究中，把地方戏的生命力放入民俗生活的历史中考察，把民俗生活作为地方戏的“生态”,其研究大都是把民间文艺的特定门类所依托的生活或生活的重要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实质上是关于民间文艺的社会研究，是对本来意义上的“生态学”在人文学科化方面的尝试。
在实践层面，各地陆续开展的生态博物馆项目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997年10月3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挪威王国签署了合作建设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这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该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戛乡12个村寨，在陇戛村建有资料中心，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由相应的专家组成“在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指导下，民族民间文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得到了整体保护，当地人民对于本社区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高的认识，当地的经济！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随后，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市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初步形成了贵州的生态博物馆群，为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002年，贵州省政府公布了首批20个重点建设的民族保护村镇，涉及到苗、侗、布依、彝、水、瑶、仡佬等少数民族村镇。云南省也从1998年开始选择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的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村乡的月湖村、罗平县多依河乡的腊者村、邱北县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民族文化生态村成为现实存在的活文化与孕育产生该文化的生态环境的结合体，实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地保护，民族文化博物馆，民居博物馆等成为典型的展现鲜活民族民间文化的展示区，各类形态的原生态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在政府领导和专家指导下，当地民众自行管理，依靠自身力量运作发展。几年来，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村容、村貌及水、路、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均有一定改观，经济活动特别是旅游业均有较大发展。《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的建设把单纯的专家课题融入到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中。广西、四川、新疆等地也正在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通过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村 （寨）的建设，不仅各类形态的原生态民间文学艺术得以较好的保存和延续，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在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民间信仰和诸多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居空间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给予特别的关注，目的是使这一特定地区传统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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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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