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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树历史上较有规模的寺院均有大小不同的印经院，规模较大的有玉树县仲达乡境内的让娘寺和嘎拉寺，以及囊谦县子曲河南岸毛庄乡政府所在地的索芒朗杰泽寺和原囊谦千户府所在地的采久寺等的印经院，其中让娘寺不仅有印经院，还有三层楼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居多康之最，“文革”期间不幸付之一炬，据当地人称燃烧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见其收藏量之大。该寺的丹玛•洛桑曲央格西作为法尊法师的导师，他们首次合作翻译了数函《大毗婆沙论》，为汉藏文献翻译研究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同时，玉树地区还有石刻版长条文献，《文博•才嘉的文集》⑤都是石板印刷的长条文献，这在藏区是极其罕见的文献遗产。无论从玉树地区长条文献的手抄写本、还是木板或石板刊印而成的长条文献，其数量和种类都很惊人，亟待整理研究。
图4 玉树地区石刻版文献遗产
（金巴仁青先生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玉树州各级党政部门特别重视藏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3年成立玉树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翻译室；1962年更名为翻译科；1983年升格为处级单位，更名为州政府翻译室；1989年更名为编译局；1992年，为更好地发挥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作用，更名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随后挂牌古籍办，以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主要从事民族文字互译和古籍整理工作，成为藏文古籍整理编目的核心部门。玉树州图书馆作为全州主要图书资料馆藏机构，现藏有不同版本的藏文长条文献1000余函。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投资60万人民币修建的藏式二层“东仓大藏经藏经阁”，收藏具有玉树地域特色的长条文献遗产，被称为“中国政府首次为民间家庭收藏出资修建保护文物的建筑”。同时，在玉树州中学藏有以德格版103函的《甘珠尔》、215函的《丹珠尔》、39函的《宗喀巴三师徒全集》、15函《萨迦五祖全集》、7函的《隆钦七宝藏》为代表的2000余函藏文长条文献，这些藏文典籍20世纪90年代由金巴仁青先生从四川藏区收集馆藏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以玉树地区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嘉纳嘛呢石刻和格萨尔口传史诗为代表的文献遗产，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关注，亦有了一定的整理研究成果［4］（P．117－122）。然而作为藏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长条文献，20世纪末期，在《甘青藏传佛教》［5］（P．301－409）一书对玉树地区的189座寺院综述的同时，还对珍贵文献遗产的部分进行说明，可因为其非专题研究，缺乏整理研究的系统性。自1998年起，在国家民委古籍办的领导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文卷》在整个藏区开展统一编目工作，在青海省民委和玉树州的大力支持下，玉树州民语古籍办基本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青海玉树卷”的收集编目工作，并交由青海省民委古籍办审查后转交给国家民委古籍办。但藏文文献遗产分布面广泛，学科门类众多，收藏数量浩繁，加上专业人才的缺乏，以及设备和资金的短缺等众多因素，玉树地区藏文文献遗产的收集编目工作也留下了不少缺憾。但有幸的是，2008年玉树学者金巴仁青编著的《玉树地区名人名著录》［3］中收录了95位学者的评传及其论著，这弥补了玉树地区没有古籍编目正式出版的缺憾。当然，如该书所言，“该书仅限于12－20世纪玉树地区出生或常住者的个人文集，其中也遗漏了不少文献，16－17世纪期间亦只收录到了两位学者的文集。除此之外，还未能收录‘格萨尔史诗’和‘石刻文献’，等等”。近年来，玉树地区各大寺院的学者们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2001年10月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噶举系列丛书20册和2009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的《噶举派先哲争鸣录》中编纂了32篇驳文，由囊谦县觉扎寺丹曲达瓦堪布主持完成；2004年2月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和青海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萨迦派系列丛书20册，由玉树县结古寺更嘎松保堪布主持完成；2008年1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绒顿•释迦坚参文集》10册，由玉树县结古寺索朗才培堪布主持完成；2010年噶举派的《噶玛恰麦文集》长条版式60函，由玉树囊谦邦岗左若尼多桑俄曲培林寺整理完成；2010年1月开始陆续整理出版的《玉树名家文库》25册，由玉树州民族综合学校金巴仁青先生主持，现已接近尾声；等等。如果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完成玉树地区的藏文古籍遗产，任重而道远，惟有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方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二、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对档案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根据其界定的出发点和角度来区分，可以归纳为法规型、辞书型、教科书型、专著型、论文型五种。在此专指法规型档案文书，即档案机关收藏的具有历史再现性的政务性文件。在玉树的历史上，这类档案文献以不同载体出现了很多，例如1987年“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届民族文物展览会”［6］（P．117－118）上展出的元代帝师噶•阿宁胆巴的藏文木刻版《诰示》、大清雍正期间的《青海总理番子等事务大臣会同玉树二十五族所定盟约》和中华民国四年的《玉树番族会明委员钤记》，以及第九世班禅大师在结古寺为抗战事业向国民政府和蒙古王公贵族致电资料；1914年民国政府官员周务学受命前往玉树调查川甘争界纠纷而撰写的《查勘玉树界务报告》和1919年周希武撰写的《玉树调查记》［7］（P．209，20）；1935年方范九先生在《新亚西亚》第九卷上发表《青海玉树二十五族之过去与现状》、1943年著名边疆史地学者马鹤天在《新青海》发表的题为《青海蒙藏民族之已往与现状》和1946年李式金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题为《青海高原的南部重镇——玉树城市生活素描》，以及1949年著名民族历史学家吴均先生在《西北世纪》上发表《玉树藏族部落之变迁》［8］（P．418，499，764，410）；还有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康藏纠纷档案选编》、青海省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青海省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四川省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7册）、赵心愚教授等的《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等出版的档案史料中也有不少收录，这些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档案文献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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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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