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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特别是旅游开发以后，随着道路的改善与交通的便利，游客大量涌入黄洛寨，当地的年轻女性虽然都还留有一两套花衣，但平日已逐渐改穿流行服饰，而在旅游接待时她们仍会穿着民族服饰，以体现红瑶的民族文化特色。这说明日常生活中以方便为取舍，不穿民族服饰而穿汉族服饰，而在旅游展示中为了经济利益，则穿上民族服饰以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龙胜县平安壮寨，妇女们为了满足游客的审美爱好，把当地壮族的标识——白色传统服装，改为红色或蓝色的，甚至穿其他民族的服装去接待游客，对此，本民族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当地寨老对此批评说：“说得不好听，这是卖祖宗”。但卷入旅游产业竞争中的当地妇女则认为，不穿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穿更艳丽的其他民族服饰，是吸引游客的手段，跟自己的民族身份没有关系。
而在融水县雨卜村旅游表演的苗族姑娘会觉得家里的传统服饰都是黑黑的，很丑。晚上跳舞的时候穿的红色衣服才好看。其实，这些她们认为很好看的服装是用于舞台表演的批量生产的苗服。尽管这类服饰很少考虑地域特色的因素，但当地苗人，尤其是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这类服饰进入苗族传统服饰市场之后，因之物美价廉也受到一些苗族年轻女性的喜爱，在一些节日场合，常会看到有女孩穿着这类服饰出现，这种情况在旅游开发较多的乡村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一些民族旅游村的少数民族曾有一段时间已经不穿民族服装了，她们说：“穿我们的民族服装要很多时间来绣花，穿汉人的衣服方便，到开发旅游的时候，老外说要看我们的民族服装，我们才认识到民族文化还有点价值，才恢复起来。”在那些只有少数人穿传统服饰的村子因为旅游开发，穿民族服装成为每一个接待游客的寨民的自觉行为。而有的民族服饰曾经因为不适宜夏天的炎热而做了现代材料和款式的改制，但后来在爱好“传统”的游客鼓励下，又重新恢复穿戴和制作本民族漂亮而厚重的绣衣。这是旅游对服饰形质造成的直接影响，此时对服饰的认同虽然是在利益驱动下产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的认同。
“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词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先各个族群的人各自生活在一定区域内，很少与外界发生往来，也就无所谓认同不认同；由于自然状态中的认同已发生危机，所以才需要重新进行“认同”。而这时的认同已不再是纯粹心理上对本民族的认可与依赖了。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族群意识其实是产生认同的内在原因，也就是纯粹心理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是非常明确的认同。而此外的三种影响认同程度的因素则都源自于外界的作用，而在这些外因作用下的认同则是摇摆不定的，或强化或弱化，都是依赖于不同场景而可商榷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的选择——选择以服饰来强化或弱化认同，都取决于具体情境和所要达到的特定目的，并不一定直接与心理上的认同发生联系，反而是通过一种“地方共同性”来作为建立认同的基础。服饰是一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的反映。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非固化，而是一个会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情境而有所变化的体系，它包容着多样的选择和策略。一些族群间的界线在文化的互融中变得模糊，也有一些民族的官方划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依然存在争议，服饰作为一个窗口呈现着这些困惑，但当地人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原则和处理的办法，让“困惑”变得“理所当然”。于是“认同”像“传统”一样，也被建构出来。正如王明珂所说：“当今‘羌族’并不只是国家或外来者的创造与当地民众个人利益抉择两者结合的产物；如今的羌族也是建立在主观认同与本土意识所建构的‘共同历史与文化’之上的人群”。而民族服饰显然是建构这一认同的重要媒介和工具之一。
服饰认同会随着时间、空间和人群的区别而呈现出不统一性。个体的人常常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利益更改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体现出统一性。集体作为规范，限制了个性的表达和利益的追求。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的表现。当这种集体规范由族群进而放大到民族，服饰就超越了地域差异和个体差异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
总体而言，交流频繁的相邻族群之间，其服饰总是呈现出一种“大同小异”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时，利用服饰来淡化认同的情况远多过于强化认同的情况，因此在外在形式的表现上，相邻族群或支系之间“大同”是基本趋势。而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识则使“区分”也会一直存在，以使不同族群能够对自我进行确认。而为了使族际交流更加和谐，区分的部分常常不被强调，所以是“小异”。如同“认同”在族际交流中被建构一样，所谓“民族服饰”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服饰，而是族际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通过服饰上“同”与“异”的意义制造，不同民族既获得族际交流中的和谐关系，也保持了对本民族本群体的认同。
注释：
①类似的事件以满族公主固伦淑慧嫁给巴林部郡王而成为蒙古族人的尊敬的人和神的传说事迹为典型。见纳钦．从传说到信仰：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J］，民族文学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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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12年第2期,文中图片、图表等请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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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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