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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民族间常常存在着隔阂和歧视的现象，而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使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积极做好民族工作，消除民族间的矛盾，各民族往来和通婚增多。比如在一些政府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被要求穿本民族服装，最后还要一起合影。王明珂曾对此进行分析，指出这样一种各民族代表的团体照是“借着身体与服饰，一个多元团结的中华民族图像被展示出来；同时借民族服饰展示的则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间、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说，这样的合影强调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兄弟般的情谊，也是对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区分。同时，那些少数民族代表们所穿着的所谓“民族服饰”，也抹煞了少数民族内部对彼此的区分。周星曾指出民族服饰的变动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并且不断地通过其‘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或形塑着各自的‘民族形象’。而这样的典型化、结晶化的民族形象在当代社会逐渐取代了各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支系间的差异，并通过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而变得刻板化。所以民族服饰的界定有特定情境，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能够被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认同之标识或符号的服装。刻板化的民族形象对族群间的认同也有影响，苗族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传媒所展示的苗族服饰常常是以贵州雷山、施洞等地为代表，这些服饰以其繁复、夸张、精细、缀满银饰的形式广为大众所熟悉，这里的苗族也理所当然地被塑造为苗族的“正宗”。而融水苗人一部分喜欢以贵州苗族为对照，以证实自己作为苗族的“血统纯正”；另一方面，在服饰店里出售与当地传统服饰完全不同的贵州苗族风格的服饰，当地人并不排斥在盛装时穿着，并解释说：“反正都是苗族的服饰，都可以穿，贵州的更好看”。此时，地域间的认同被淡化了，而更广泛的民族认同则通过典型化的“民族服饰”反映出来。
此外，近年影响力极大的“非遗”保护政策的出台，也使少数民族增加了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于是民族服饰作为最外显的文化载体，其认同功能也被重新认识和强调。
在“苗族服饰”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很多苗族人对“民族服饰”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这种他们过去从未重视，甚至觉得“没有汉衣好穿”的服饰，突然颇受外界瞩目，既带给他们声誉，也带给他们自信，甚至通过旅游还带给他们经济上的受益。也许当地人对于其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仍感到迷惑，但他们至少意识到，这是值得保护、值得他们引以为豪的传统。非遗在此无疑起到了正面的“效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举措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引导当地人对服饰真实的认同倾向。广西巴马县东山乡的番瑶由于穷困，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够重视，他们早已将织布机束之高阁甚至废弃。但在近几年成为受世人瞩目的“长寿乡”之后，当地政府对民族文化开始重视，并要求村民恢复原先的一些“特色”。于是，在展示当地服饰文化时，番瑶选择了一种“不太麻烦”的方式——不再自己织造土布，而是购买市场上现成的布料来制作服饰；并且请外地非瑶族工匠重新打造了一批银饰。所以，东山乡瑶寨村民服饰的认同功能虽然在表面上被强化了，但实际上只是成了方便外人对其族属进行判定与区分的工具，更多是形式上的认同而并不一定是心理上的，或者说，当地人认同的真正依据已不再是服饰。
四、与民族个体成员的具体利益相关
服饰的民族认同功能的强弱还与该族群个体成员的具体利益相关。也就是说，在特殊场景下，当个体利益跟全体利益存在区别时，并不一定穿以往自己选择的民族服饰，而是改换服饰来表达自己认同的变化，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一位苗族阿婆说，她在乡下喜欢穿苗衣，但到了县城就突然不习惯穿了，要穿汉衣才行。而一个长期在外打工的苗族女子则说：“汉衣比苗衣好看多了，但回来就是习惯穿苗衣，穿汉衣怪怪的。”其实她们所说的“习惯”，即是模糊自己与周围人群的界限，以获得身份上的认同与安全感。这显示出“地区性的民俗认同成为民族协商的基础。他们必须对此认同，并与其他周围民族的认同相互认同”。通常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主要的生存策略是避免对抗，甚而委曲求全。马戎也指出“一个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和‘母体文化’之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去适应、接受另一种陌生的文化和观念体系，甚至努力去‘融入’另一种社会组织结构”。毕竟族群意识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而是人们在互动和交往中形成的。当群体成员脱离群体，为了接近他族时，必然要调整自己的服饰身份表征，以满足现实中的要求。
各民族往来和通婚增多，在服饰认同上，也从强化变为自觉的弱化。在龙胜县平安壮寨，有瑶族姑娘嫁来以后就改装了，不再穿瑶衣。而在黄洛瑶寨，壮族姑娘嫁来也不穿壮族服装了，反而配合旅游展示的需要穿着瑶衣。这说明个人与群体的认同会发生冲突或变化。当个人，尤其女性依附于男性时，她的身份发生了变迁，她原有的民族身份内隐起来，她作为新家庭成员而被赋予了新的民族身份，到她的孩子出生，她往往已基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身份①。
红水乡黄奈村有汉族姑娘嫁来苗族人家做媳妇，过苗节的时候她会穿上全套苗族盛装参加，但平时都是穿汉族的普通服装而不愿意穿苗族传统衣服，生了孩子也不愿意背苗族传统的“背儿带”。而苗族女孩嫁到外族人家，以前总是会陪嫁一些传统服装和织布机之类，但带到男家的传统服饰一般都不穿了，要看各人意愿和男方家的意思，有时也穿戴男方家的民族服饰，没有特别的规定或限制。这样看来，在通婚家庭里，服饰作为族群认同的符号正逐步失去了它的意义。传统婚姻制度的弱化让下一辈的苗族很容易对自己的族属和文化产生迷茫，导致文化在传承中发生变异。
族际的通婚会使一个族群的成员主动融入另一个群体。除此外，外出打工、开会，以及从外地回到村寨时，这些情况下，都可能改变自己原来的民族认同，而在服饰认同上发生变化。为了特别的经济目的而展示作为民族身份标志的服饰时，也常常发生服饰认同的改变。如展演与售卖，包括在旅游村中穿着非传统的民族服饰或他族民族服饰进行展示，以及售卖商品时为了经济利益将自己认同为他族等。
此外，为了出席他民族的节庆活动，或外出打工、开会，以及从外地回到村寨时，人们都可能改变自己原来的民族服饰认同。龙胜县的平安村小学受到赞助，全体学生都能获得一套民族服饰，其中一些瑶族和汉族学生，也去争取要一套壮族服饰，并在特别的节庆场合里跟同学们一起穿著，而不显示自己是非壮族。在融水县，有些汉族女孩会觉得苗族服饰好看，而穿戴苗族服饰去赶苗族坡会，并说自己是苗族。在这里，他们都不觉民族认同的随机性改变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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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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