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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与汉族关系融洽，双方居住区域相隔较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汉族作为当地苗人眼中“强势”而“先进”的群体，无论是文化、审美还是现代生活方式都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一点也在其服饰上反映出来。清朝时随着都柳江和清水江航道的开通，中原地区汉族盛产的丝线得以批量流入苗族地区，在此之前，苗人的刺绣多由麻线完成。汉族的种棉与棉纺技术也更为广泛地在大苗山传播开来，此外，汉族服饰及纹样的进入也为苗锦、苗绣的织绣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如受汉文化影响而有的福寿纹、松鹤延年、二龙抢宝、卍字纹及方胜、盘长等。随着1949年后苗汉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水苗族服饰上开始出现汉字，调查中所见最早的一块有汉字的背带盖上绣有文革时期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由此判断这一特色的形成至少有四十年了，女装的胸兜、袖口、衣襟上也多绣汉字，一般在胸兜上绣的都是各种示意美好的字词，如“艳”、“美丽”、“春”等，而袖口和衣襟上的字则多绣成对联状，如“山高树美，幸福花开”、“鸟语花香，水远山长”，背带盖上则更多是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如“长命百岁”、“快乐成长”等，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政治口号，如“改革开放，生活小康”、“建设和谐社会”之类。虽然苗衣上的字非常有限，但已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融水苗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与吸收。
相比较而言，融水的苗侗关系则比较微妙。拱洞乡政府所在地拱洞村是一个侗族村，而村上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苗话，还喜欢听苗歌，唱苗歌。有的苗寨常常放侗歌歌碟。这一地区的苗族和侗族历史渊源很长，而桂北地区的苗侗服饰原本就差别不大，在拱洞更是难以辨识，关于二者的区分，调查中听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说法：
拱洞乡下寨“懂古”的侗族老人梁炳玉说：“以前拱洞当地的苗侗服饰差别还是很大的，侗族男女在民国时候都改穿像汉族那样的斜襟衣了，盛装才穿和苗族一样的对襟衣，但也不同，侗衣的衣襟不绣花边只有一条白边，而现在和苗族差不多了……以前苗族都穿黑黑的蓝靛布衣服，侗族汉化快，喜欢穿花衣服，苗族觉得好看，现在也喜欢穿花衣服了”。而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侗族干部则认为，苗族和侗族区别很明显，虽然在服饰上看不出来，但是“走路姿势不一样，苗族人走路看起来总是没精打采，但侗族人是很有精神的；而且过节的时候，苗族女人喜欢画很浓的妆，把嘴巴涂得很红，看起来素质要差一些，侗族女人的妆要淡一点”。还有人说“苗族的上衣长，侗族的稍短，而挂在裙边的飘带苗族一般是一个或两个一组，侗族都是三个一组，且飘带的下缘是平的，不像苗族是菱形的”。嫁去苗家的侗族媳妇则说：“没什么差别了，非要说不同的话可能就是苗族穿花的，颜色深一点的上衣多，而侗族都喜欢颜色鲜亮的单色的上衣”。苗寨的老人们多数说：“过去可是很不一样的啊，现在没什么大不同。”有时侗族人到苗家做客，苗族主家和侗族客人对于服饰的区别问题会不约而同地回答说“现在都一样”；偶尔有人说“不一样”，也马上解释说：“以前会有一点不同，但是现在我们苗族和侗族的关系都很好，穿的也差不多。”这些话也说明了民族关系的远近影响着服饰上的认同。
以上的说法中，人们对服饰的不同看法大多来自于访谈对象对彼此关系的认识，而事实上的差异则反被忽略。一方面，集体访谈时，二者的关系被默认为友好的、亲密的，差异被回避，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服饰与对方不同。于是为了维持这样一种和谐的相处状态，族群认同在此时被淡化了。另一方面，在单独访谈时，他们仍会因为被特别问起族群间的界限而有暗自较劲、竞争的念头，尤其是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的侗族老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比较的言语中有着价值评判。虽有人以苗侗上衣的长短不一强调二者的区分，但经过实物的对比与测量却显示这差异其实并不存在这也说明有时候，这种差异是想象出来的，倒是侗族姑娘嫁去苗家做媳妇后其认识相对客观。
其实苗侗之间的比较与竞争意识早而有之，侗族往往认为本族的传统服装最好看，苗族或瑶族的都比不上。三江县洋溪乡是以侗族人口占多数的侗苗人口杂居区，尽管当地侗族和苗族的服饰趋同，但侗族人仍认为侗族服饰是主流，他们说“苗族的衣服布料是亮的，款式也太花绿”，“我们侗族比较强调实用和美观，苗瑶比较随意”。“侗族的衣服比苗族的好看些，比较朴素大方，还有苗族的胸兜下摆不仅宽大，而且下沿还用各种颜色的绸布镶边，花花绿绿的，不如我们侗族的耐看”。甚至有些侗族人把苗族传统服装和瑶族传统服装当作丑陋的象征——如果当地的侗族人穿得不太整洁或搭配比较另类，其他人就会嘲笑他，叫他“苗佬”或“瑶佬”。可以说，尽管现在桂北地区苗族与侗族在服饰上的实际界线是不明晰的，但关于强化还是模糊区分的具体评断，仍会在确认了彼此关系之后，清晰存在于他们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是想象之中。
三、与政府的管理政策与引导方向相关
民俗是受政府管理的，民族服饰的变迁与人们对其认同的程度往往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早有记载。
从民国时期起，政府就开始对少数民族的风俗进行管理和移风易俗运动。将民国时期的融水苗衣与明清时的记载相对照，可以看到在男装上已是完全颠覆，之前男子的穿耳、戴银镯项圈、穿裙等内容反而成为民国时苗族女装的主要特点。这一阶段的变迁是不可抗的：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当地土司，改派朝廷流官进行统治，强制推行同化政策，诏令“服饰宜分男女”，苗族男子必须穿满襟，妇女必须改裙为裤；而另一方面，清末的“开禁”、“新政”推行，又使苗汉文化得以在较宽松的气氛中交流，于是“整个苗族社会文化发生了比以往都深入的‘汉化’和变迁”。游建西在研究苗族社会在1895－1945这五十年的变迁时指出：“这恐怕是封建传统主流文化的一大特色，即社会的、民间的或地方上的变化以及发展与否都离不开‘政治’在其间的主导作用，政治差不多统贯了一切”。显然，服饰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在这一时期内是明显淡化的，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实不只是封建传统，政治一直都统贯着国家体制内的一切，尽管目前从形式上看，政治似乎并没有给少数民族服饰带来多少变化，但国家主导的民族政策，以及改革开放、全球化、文化保护等政府行为，无一不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少数民族服饰的变迁及其认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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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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