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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
2012年2月21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迄今所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其文化和学术价值绝不能低估。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以特异的存在方式，神秘的传承和流布规律，昭示着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非遗”保护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新机遇。不久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非遗大型展览展示活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在北京举办，其中展出了不少与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有关的展品，比如与《格萨尔》关系紧密的唐卡，与维吾尔古典诗词、民谣有关的十二木卡姆乐器，反映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民族织锦技艺。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生产生活中。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长期从事史诗和口头传统的研究，在《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上，他详细介绍了这一史诗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日前，就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和口头传统的研究情况、保护和传承情况，以及人类口头遗产所面临的困境及现代化的保护传承之路等问题，朝戈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中，180多项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美术、医药类项目同台展示，观众反响积极，很多观众手捧相机争相留影，场面非常热烈。我们知道，史诗与口头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有可能纳入生产性保护工作环节中？如果不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朝戈金：很高兴你们注意到前几天的这个以“生产性保护”为主题的大展，一些代表性艺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展示吸引了很多观众。这些展演生动直观地显示了民间工艺的繁复和难度，传递了民间审美情趣中令人仰视的高妙境界，还有其间蕴涵的文化因子。
你提出口头传统是否可以纳入生产性保护，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口头传统，在总量上十分惊人，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特别是在那些“无文字”社会中，口头传统在众多人们共同体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核心和关键。信息的传递、文明的赓续，都仰仗知识的口耳相传。也是因为这一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大类分类中，口头传统排在第一位。随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特别是技术手段的进化和社会组织运作方式的巨变，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的口头交际方式，特别是口头艺术诸门类，比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等等的延续和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口头传统能否纳入这样的保护工作框架中呢？这并不取决于口头传统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而取决于该项遗产的大众消费状况和前景。如果人们愿意掏腰包去剧场观看史诗演述，那么，我认为史诗也可以变成生产性保护的艺术品。遗憾的是，史诗这种文类，主要产生于人类文明的相对早期阶段，它所处理的题材、主题和人物，它所传递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情操，它所运用的语言和采用的艺术呈现方式，都是面对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的。虽然说，那些伟大的史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就总体而言，无论在哪个国度，今天已经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来挽救濒危的史诗演述传统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史诗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是可以轻易丢弃掉的累赘。比如欧洲史诗，就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众多艺术体裁和形式的素材和主题。譬如希腊史诗出现未久，史诗故事的片段就以极为精美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希腊彩陶绘制艺术上。再到后来，在整个欧洲的艺术史上，希腊神话和史诗无数次地成为造型艺术作品的核心内容。它们不仅是艺术审美体验的永恒对象，而且是创新艺术的灵感源泉。我去年与德国学者赖歇尔对谈古典学在我们各自国度的现状时，他特别提到，在年初出笼的德国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目中，就有德译“荷马史诗”.
至于说，对这类大型民间诗体叙事文类，究竟应当如何“保护”，我觉得要具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设计不同保护策略。譬如说，在青海的果洛州，特别是在像德尔文部落这样的地方，史诗保护需要采取整体保护的策略，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格萨尔”史诗村，史诗传承和演述活动相当活跃。那么，尽量减少生硬的介入和指导，而是柔性顺势鼓励格萨尔演述活动的振兴和发展，是我们应当首先采取的策略。当然，切近地、科学地观察和记录史诗演述活动，也是当前学界应当抓紧做的重要工作。
记者：我们可以看出，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发掘和出版，学界认为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果，它的价值可与三大史诗比肩，能否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朝戈金：《亚鲁王》的面世，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说明我们的非遗工作有多么大的难度啊。数度推行的对民间文化“清理家底儿”的运动中，它都没有进入有关人员的视野，这说明了非遗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什么会如此？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亚鲁王》类似有些民族中的“指路经”，功能是引导亡灵回到先祖故地。于是，它与丧葬仪式紧密相连，具有某种宗教信仰色彩，难免被看做是“迷信活动”，怕难以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承人和当地民众不愿意外界知晓，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叙事传统竟然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另外，亚鲁王的故事因为与创世纪、与咒语等结为一体，较为难于界定《亚鲁王》究竟属于什么文类。还有，《亚鲁王》从演述语词的层面看，固然具有史诗所具有的基本形态和功能，但其内涵和功能，也具有其他民间叙事文类的特点，例如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所以我认为它属于“超级故事”，带有混溶性，难以遽断其学术归属。《亚鲁王》的意义也主要在这里，它提示我们，搜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不能因为进行过“普查”就觉得摸清了家底儿。民间的文化蕴藏总是会令人吃惊。
再者，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民间文化事象，它们是民众创造和传承的，它们来自生活，顺应需要，不会严丝合缝地符合教科书的条条框框，这也就为界定、阐释和研究它，带来挑战。学界应当充分尊重民众文化的特性和规则，而不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让教科书规范民俗事象；还有，从《亚鲁王》中充盈着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苗族先祖的迁徙征战历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社会伦理和审美价值的因子，它们对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已然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亚鲁王》的出版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在民间长期传唱的众多史诗演述人“东郎”，特别是麻山地区的苗族民众。没有他们对本民族传统的坚守，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目睹这宗叙事遗产，并用文字誊写出来，刊布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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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 2012年3月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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